3月10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俗语云“二月二，龙抬头”，按照老规矩，从上一年的年底到正月里，都是不能剃头的，加之“龙抬头”的好口彩，使得二月初二这一天成了许多老派人理发的日子。

在“洗剪吹”还没开始流行的时候，理发，或者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剃头”，可不是什么“杀马特”非主流，相反，它有着一套自己的严格规矩和做法，和老上海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讲究一样，它体现了对自身仪表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和坚持。

“噱头，噱头，噱在头上”，上海人对理发的重视，开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归国华侨、华商和外商开设的理发店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男子减去长辫之后，发型有了更多样的选择，太太小姐们则发现，除了家里的梳头娘姨，外面理发店里的发型更加新潮。

和现在大多数奢侈品都是舶来品一样，当时理发店里的机器和烫发药水全部进口。1930年，外商在黄浦区南京路上开设的丽新美容修饰院和鲍罗美容院，装潢精美、设备先进，使用法国和美国化妆品。1931年意大利人在南京路49号二楼理发馆，开办理发学校，这是上海第一家由外国人开办的理发技术培训学校，有外国技师亲自教授烫发和理发技术，提高了当时整个上海的烫发和理发技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大量有钱人涌入，理发业日趋兴旺，较有名气的华商大店率先引进欧美先进理发设备及工具，渐渐完成了“逆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称之为“五大美发厅”的新新、南京、华安、沪江、百乐门进入全盛期，此外，还有几大知名“花卉系列”，即有静安寺路东头新世界游乐场（今新世界商城）隔壁的“红玫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附近的“紫罗兰”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白玫瑰”等几家。

这些老字号各有特色，例如，“南京”在全上海率先使用电轧刀，理发价一下子由原定的六角大洋高升为一块银元。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庐山恋》中张瑜的短发造型，也是在这里剪的，由此“张瑜式”发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流传。

而“沪江”呢，最擅长“长波浪”发式。在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新娘跟妆”这样的服务，新娘子们都是在结婚当天一早去沪江排队吹头发的。碰到春节这样的高峰期，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茂名路，长达两三百米。

作为老牌的理发店，玻璃橱窗、铁盘座椅、瓷面盆、电扇、电烫筒、轧刀、剃刀、电吹风等“家什”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有一些细节处的讲究，顶顶重要的一条，就是老底子的理发店，肯定是要分男宾和女宾部的。

这可能和现代意义上的理发店起源于国外有关。理发店的英文名叫Barber shop，严格来说，就是男士刮面和剪发的地方，一开始也只有 Barber shop 门口才会有双色旋转的灯箱。后来，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其消费潜力的增长，理发店才逐渐延伸出了针对女士的“美容美发”业务，但还是要跟男宾严格区分。

对于男士来说，从一块捂面孔的热毛巾上，就去足以看出一家理发店的水平。毛巾热的不够“煞根”，就无法让毛孔张开，影响后面修面程序的舒适度；太烫当然也不行。在一些老字号理发店里，一般都有一个大号电饭煲，就是用来蒸热毛巾的。

对于女士来说呢，发型更加复杂，对造型持久度的要求自然也更高。像老沪江的师傅，大多坚持“三不走样”的原则，即梳理不走样、修剪成型不走样、吹风成型不走样。2001年，原来淮海中路上的“沪江”关门之后，几个老师傅又在附近南昌路上继续开“沪江”，不少阿姨妈妈哪怕已移居香港，照样迢迢地赶来理发。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老式理发店里的洗头，是让客人坐在搪瓷脸盆前面，弯下腰，自来水龙头从上自下冲洗头部，而后来时兴的发廊、沙龙，大多改为仰躺式。其实，若单纯论舒适度，应该还是躺着更舒适些。可是，在老派人的眼里，这还不光是舒适与否的问题，它牵涉到某种文化与传统。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曾在散文中傲娇的表示，他觉得作为一个老男孩，就应该去那种弯腰洗头式的“理发店”，而不是仰躺式的“美发沙龙”。看来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的传统还真有点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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