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座无虚席，建校130周年系列活动“科技与人文大讲堂”暨“浙大东方论坛”第284讲举行。
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讲席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巫鸿教授带来了题为《唐宋之间：中国艺术的关键百年——唐宋之间的艺术复兴》的主题报告，和与会专家学者、观众回望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阶段。
副校长王靖岱出席活动并致辞，为巫鸿教授颁发致谢铭牌。
低潮之后，何以为“复”
“分裂时期的价值，往往被理解为‘为下一个统一的王朝做准备铺路’。”巫鸿教授开场便抛出一个被习以为常的叙事。他话锋一转：“但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由此，他引领听众走进唐宋之间这个常被一笔带过的百年。
唐宋之间，为何称之为艺术“复兴”？理解“复兴”，需要回望此前的低潮。巫鸿教授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线索，结合唐代墓葬壁画，讨论安史之乱以后艺术发展的曲折经历。从章怀太子墓等墓葬中的精彩绘画，到晚唐部分墓葬中相对简略的表现，文献与实物共同提供了观察艺术变化的不同视角。
而在十世纪前后，新的创造逐渐显现。巫鸿教授指出，宋代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一个新的起点”。荆浩、董源、李成等画家的探索，开启了新的绘画面貌；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则让人们看到更广泛的变化，“不但在绘画上，在墓葬艺术、石窟艺术、雕塑和壁画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他理解这一时期的依据：“所以我称之为中国艺术上的一个复兴。”
依材料以问史，越朝代而见真
如何突破既有框架，认识十世纪艺术的丰富面貌？巫鸿教授认为：“就跟着材料，借助材料重新理解这段历史。”在他看来，材料引导问题，研究的时空边界也应随证据重新展开。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艺术史也在这一年翻开新的一页吗？“我觉得用960年来做这个时间的下限是不太科学。”南唐等地的艺术活动仍在延续，画家的创作与迁徙也跨越了政权更替的界限。空间上，辽代墓葬、敦煌以及南诏、大理等地区的材料，同样需要纳入观察。
文献与传世名画也需要重新审视。巫鸿教授以李成为例，指出其形象在后世书写中逐渐被赋予文人色彩。因此，“宋代人他有自己的观念局限”，研究者既要重视记载，也要辨认记载背后的立场。
王处直墓则展示了考古材料能够开拓的研究思路，即题材、空间、性别等多角度的讨论。前室屏风式山水壁画中水平式、开放性的构图是这一时期的新发明，后室仕女侍奉浮雕与其外的帷帐图像共同营造空间感，前室山水图像与后室花鸟图像构成了家庭内外的空间象征，东、西耳室壁画中的山水与花鸟图像则具有性别指代意义，这些关系都不能从研究中抽离。
“我们研究它的历史、它的社会、它的文化、它整个的环境，还有它的功能”，通过不同材料的相互参照，走进艺术发生的具体现场，并在不断发现与求证中，重新认识十世纪。
从“书写之史”到“真实之史”
主旨报告后，复旦大学李星明教授、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一同参与对谈。
“在中文和英文的‘历史’一词中，都存在一个模糊的点。这个模糊的点介于‘真实之史’和‘书写之史’之间。”巫鸿教授如此区分两种历史。传统朝代史叙事大多出自后世史家之手，其中不可避免地叠加着后人的立场、选择与审美。
面对这一困境，与会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通向“真实之史”的可能路径。李星明教授建议引入唐诗作为新材料，思考这批文献材料中对山水、花鸟的感性描写与审美表达，如何在研究中与图像材料显现的艺术发展相结合。李梅田教授提出，十世纪艺术的变化还可考虑绘画主题及审美方式的改变，绘画从表现威仪、瑞应或神怪的内容，转向世俗化、现实化的表现。杭侃教授以高足坐具为例，从物质文化的视角，提出这一时期藩镇更容易出现礼法的突破和新事物的发展。多重证据相互参照，才可能逐步逼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要想象一本书就能告诉你历史的真实。”巫鸿教授表示。十世纪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唐代的余波或宋代的前奏，它更像一个充满实验、流动与地方活力的阶段。研究者要做的，不是用既有的朝代叙事去覆盖它，而是在层累的“书写之史”之间，尽可能靠近那个更鲜活的艺术现场。
“一本书，乃至十本书都说不清历史的真实，但是可以带来更多的观点。所以需要继续阅读，直到形成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评价标准，你就能通向那个未知的、更为真实的历史。”
跨越千年，唐宋之间那场充满生机与创造性的艺术复兴，正等待我们重新解锁。
文字记者：浙江大学融媒体中心学生记者团 季思羽 陈祥祥 | 陈伟斌
图片来源：社会科学研究院
今日编辑：浙江大学融媒体中心学生记者团 季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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