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没有耐心的。当资本的热情褪去，故事就很难再讲下去。

对策有多奇葩、搞怪，反过来或许证明政策有多脱节、离奇。而即使在消极被动乃至奇葩荒唐的对策里，也可以找到政策改进、完善的良方。

片面强调均衡，结果只会走到均衡的反面。涉及多方利益的公共政策，最忌以简单平均主义的思路“一刀切”，甚至用“牺牲那部分利益”的方式来“保障这部分利益”。

柳青在加入滴滴前夕，与创始人程维等七位高管曾经自驾西藏。深邃的夜空下，众人为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所感动哭泣。如今，如果他们再次听到“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不知会作何感想？

汶川大地震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或许就是让人重新认识了人——认识了人的坚强和软弱、骄傲和卑微、自信和无力、善良和扭曲……十年间，这些东西不断地交织在一起，直到今天。

在整个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这种专业性、技术化和制度化的工作方法被置于多么重要的位置，并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这一波互联网创业大潮中，资本在“播种季”超值服务，到了“收割季”就连基本的服务质量都难满足，“过山车”在很多行业屡见不鲜。

机构撤并也好、“大部制”也好，终究是为了用一个“小而精”的有为政府，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重塑一个“大政府”。

“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在成果面前同样重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者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常识和理性，而之所以出现过度倾斜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某些政策的导向跑偏，一方面也是源于管理者的政绩冲动。

映射出大数据时代“透明人”无处遁形境遇的“徐玉玉案”，或是一度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猜疑的“于欢案”，又或是“聂树斌案”这样费尽周折终得纠正的冤假错案，都不只是简单的司法个案，而不同程度地指向着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关切。

一份理想的预算报告，重要就重要在，以一种精确定量的方式呈现政府行政的逻辑。

“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段，短短325字，出现了5次掌声。也就是说，总理平均念65字就获得一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