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2026“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火热开赛。自3月启动，赛事面向全球广发邀约，累计征集科创项目9000余项，经初赛、复赛层层选拔，600余家优秀企业及团队晋级半决赛，50支优胜队伍会师总决赛。赛场内，项目路演一轮接一轮；赛场外，海外创业者与投资人、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坐下，谈的已不只是“来不来上海”，而是“怎样在上海把事做成”。
今年大赛持续拓展海外布局，在荷兰、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地设立7个海外赛区，共征集215个海外科创项目，20个国际项目晋级半决赛，最终6支海外团队来沪站上总决赛舞台。数字背后，是一个更值得观察的变化：海外项目带来的技术越来越“硬”，上海接住这些项目的生态越来越“实”。
硬科技成色越来越浓
总决赛现场，来自德国的Fusix Biotech引人注目。这家脱胎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一类全新的癌症免疫疗法，目标直指“目前尚无有效手段的侵袭性实体癌”。其核心技术是一种能高度精准靶向癌细胞的病毒载体：静脉注射后，病毒在全身循环，找到肿瘤并选择性感染，使其裂解；同时向肿瘤精准递送治疗性转基因，引发强烈免疫反应，把免疫细胞吸引到被感染的肿瘤上，激活它们，再指示它们去搜寻并攻击全身更多肿瘤细胞。
“我们的目标，是治疗那些目前尚无有效手段的侵袭性实体癌。”Fusix Biotech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ennifer Altomonte说。她在病毒载体工程领域工作了25年多，这项技术正源自她自己的实验室。更独特的是杀伤机制——融合型病毒表达融合蛋白，在受感染的肿瘤细胞表面触发与周围肿瘤细胞的融合反应，像一场肿瘤内部的连锁反应，既高效扩散病毒，又以独特方式强力吸引免疫细胞。“这种独特的细胞杀伤模式，正是我们疗法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
来自英国剑桥的Cambridge Nucleomics，则把创新点放在诊断环节。现有分子诊断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而言，在实验室里仍需大约100个步骤，复杂、昂贵、耗时。这家从剑桥大学走出的初创公司，把检测简化为“单一反应”，15分钟即可出结果。“我们的技术把这一切都省掉了。”公司首席执行官Hendrik Runge说。他和联合创始人在剑桥大学深耕这一方向已有15年，如今技术趋于成熟，正是推向真实应用的时机。
两个项目，一个做“药”，一个做“诊”，共同指向一个趋势：海外参赛项目不再停留在模式层面，而是带着临床前数据、工程样机和明确的临床目标而来。它们与上海重点产业方向的咬合度在加深，不是来“试一试”，而是来寻找一个能接住硬科技的生态系统。Hendrik Runge把上海之行形容为“一举两得”：这里有强大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既能开展生产制造，也能与高校、医院合作；往北有北京、大连的重要合作伙伴，往南还在探索深圳的电子制造。“上海是把我们的生物学研发和生产制造整合在一起的最佳基地。”
链接通道越来越短
海外技术要在中国落地，最大的摩擦往往不在实验室里，而在语言、文化、商业逻辑和产业链之间那些看不见的缝隙中。荷兰Cantoni Therapeutics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这家初创制药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差异化的肥胖疗法——不靠抑制食欲，而是通过增强脂肪细胞的能量代谢起效，追求“只减脂肪、不减肌肉”，并着力解决现有疗法常见的胃肠道副作用。
“我认为我们强大的信心主要来自两点。其一，我们在肥胖小鼠身上获得了体内概念验证数据，清楚看到它们实现了选择性减脂。其二，我们知道靶点NNMT在肥胖患者的脂肪组织中是过度表达的。”Cantoni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Annegret Van der Aa说。对她而言，真正推动她投身创业的，是第一次见到科学创始人展示小分子抑制剂在肥胖小鼠身上的首批数据，“我真的被震撼了”。
如今，Cantoni的大部分研发工作已与中国服务商合作完成。“这让我们能与合作伙伴走得更近。”Annegret Van der Aa说。除了现有研发，公司还在上海及周边寻找临床基地，希望把资产推进到临床开发阶段。“中国拥有优秀的科研人才，研发推进速度快，并具备规模化发展的能力。”在她看来，来到上海是一次机遇，也是设立分支机构、把研发与临床衔接起来的机会。
通道要顺畅，光有“两端”不够，中间的服务密度才是关键。荷兰富安博思中荷创新中心总裁鲍新峰对此深有体会。他所在的机构是荷兰国家企业局旗下的创新平台，落地上海，致力于搭建中荷之间的创新桥梁，做合作创新、项目互引和企业出海对接。其荷兰模式是“三位一体”：创新服务、园区运营加基金投资。如今，他们希望把这一模式逐步复制到上海：先从服务做起，再寻找合适空间做园区或孵化器实体运营，后续引入海外资本与本地资本结合，针对特定领域设立垂类基金。
“荷兰是一个创新高地，有它的先天优势。”鲍新峰说，欧洲金融中心在阿姆斯特丹，欧洲专利局、欧洲药监局也设在荷兰，阿斯麦、飞利浦、联合利华、壳牌等跨国企业都来自荷兰。而中国有基础设施、有相对较低的研发成本，更有巨大的应用场景。“我们的资金和市场，其实是欧洲项目非常好的落脚点。”但他也直言，海外项目落地上海的堵点，第一是语言、文化、商业逻辑的差异；第二是企业必须做好准备，“创始人团队要有足够的人到中国来合作”；第三是要理解中国的政策支持体系，“多了解，找到最有利于自己企业发展的方式”。
富安博思承办了“创·在上海”荷兰赛区赛事，并推动荷兰生物医药项目进入决赛。鲍新峰说，机构未来将与上海及各委办密切合作，开展双向服务：一方面协助荷兰乃至欧洲的高新科创企业到上海落地、投资和孵化；另一方面协助有意出海欧洲的中国科技型企业探索市场、进入当地生态。面对国际环境变化，他的判断是：“科技无国界，科技引领人类发展。地缘政治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它并不能阻碍我们双方开展合作，也不能阻碍我们的企业出海。”
通道正在变短。变的不是地理距离，而是信息不对称的厚度、制度摩擦的厚度，以及从“听说上海”到“在上海做事”之间的心理距离。
让“第一站”成为“扎根地”
一场大赛的聚光灯终会暗去，真正决定海外项目去留的，是灯光之外那片土壤的肥力。
“创·在上海”的赛事矩阵，正在把“入口”前移。大赛紧扣上海“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持续优化“区域赛+专业赛+TOP100创赛+联动赛”多维赛事矩阵，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等重点赛道，广聚海内外优质科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上海落地转化、加速成长。对海外团队而言，参赛不只是争名次，更是进入一个由科技园区、优质孵化器、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源共同织成的对接网络。赛事同步提供政策对接、投融资、知识产权、跨境合规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为海外前沿科技成果落地中国、在沪转化打通路径。
这正是上海吸引全球创业者的深层原因。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与专业高效的服务支撑，构成了海外项目从“路演”走向“落地”的阶梯。一个早期项目落地上海，能在不远的半径内找到实验室空间、临床资源、合同研发生产接口，以及愿意在临床前阶段坐下来谈的投资人。对硬科技创业者来说，这种“密度”比单一政策更有说服力。
Hendrik Runge第一次来中国，正是“创·在上海”把他带到上海。他走访潜在合作方和孵化器，实地感受这里的人如何理解技术、如何谈生意。“别人描述是一回事，但亲眼看到、亲身交流，感受到这里的人有多么见多识广、多么乐于做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说，这里的人真心想把生意做成、把产品推向市场，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取得成果。他给其他海外创业者的建议只有四个字：“不妨一试。”
风从海上来，全球硬科技创业者正在“用脚投票”。他们带来的项目越来越“硬”，上海回应的方式也越来越“实”：用密集的对接压缩距离，用完整的产业生态让技术不再悬在空中，用开放的服务网络把“第一站”变成“扎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