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淳翔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先作题解：“出窠兄弟”是上海方言，曾见于唐大郎笔下，指虽非同胞却感情深厚、互相交心的好朋友，他用来指称陆小洛、龚之方和唐瑜等人。而本篇讲述的董鼎山、杨复冬与徐开垒等几位的交游史，似乎同样可以将这个概念移用过来。
二〇一五年，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受托编辑董鼎山先生的晚年文集，最终由于董先生不幸过早离世，文集就此收歇，无疾而终。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先生在多篇文中反复提及一位友人杨复冬，如在老报人陆小洛去世之后，董先生撰有一篇《悼小洛》，文章初刊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新民晚报》，后以完整形式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董鼎山文集》上册第一辑，谈及他与陆小洛初识于一九四五抗战胜利那年，当时小洛正筹备复刊知名的小型报《辛报》，打算把这份报纸办成“异于其他小型报的、看重时事与知识的刊物”。继而谈及：
小洛的助手杨复冬（另一位令我十分记挂的已故知友）来找我，要我负责一个以美国刊物材料为根据的综合性版面。那是我第一个正式职业，我变成了小洛的“学徒”。在过去另一篇文章中，我曾形容某个深晚（当时编辑是夜工作）我与小洛共乘三轮车到印刷厂去看大样，如何在首次闻嗅油墨纸张气味后，深深地爱上了新闻职业。
二〇一三年，董先生另撰一篇《乖巧篇名，古怪笔名》，文中重述这段经历：
小洛的助手杨复冬（另一位令我十分记挂的已故知友）来找我，要我负责一个以美国刊物材料为根据的综合性版面。那是我第一个正式职业，我变成了小洛的“学徒”。在过去另一篇文章中，我曾形容某个深晚（当时编辑是夜工作）我与小洛共乘三轮车到印刷厂去看大样，如何在首次闻嗅油墨纸张气味后，深深地爱上了新闻职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的那个夏天，我自圣约翰大学毕业，一考而被当时的大报《申报》录取，开始学习撰写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与此同时，我也不愿放弃文艺创作，经知友杨复冬介绍，进入当时销路奇大的小型报纸《辛报》，兼职负责一个报道国际琐事的版面（故事多自《时代》周刊编译而来）。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很多读者对国际资讯有兴趣，总编辑是报界名人陆小洛；杨复冬负责文艺版，沈毓刚（后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负责封面要闻，著名体育记者桑榆（陈福愉）负责体育版。聪明而又异想天开的杨复冬（一九七八年我初次回国时，他已成为儿童文学作家钟子芒）一定要在他的版面替我开一个名为“世纪末小品”的专栏，替我起了笔名“令狐彗”，每日撰写一篇有关教会学校男女学生的交际舞会报道。这个小品专栏后来发展为言情小说，被当时正在发行、仿效《万象》杂志的《幸福》主编沈寂拿去发表，一时销路大增。出版界友人把许多短篇集成为单行本《幻想的地土》，作为替我送行的礼物。多年后我回国时，当时以写上海流氓黄金荣、杜月笙传记而扬名的沈寂再把它出版，取名为《最后的罗曼史》，据闻今日仍可在网络上购到。
《最后的罗曼史》
董鼎山 著
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
在董先生记忆中，其著名笔名令狐彗，竟还是杨先生帮他拟的，并很快发扬光大，被用于短篇小说写作。然而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些，即《辛报》上的“世纪末小品”最初使用的笔名为“司马妍”（应也是董先生，详后），发表日期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三日，中断多月，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发过一篇；然后自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撰写续篇，此时改以“令狐彗”为笔名。此专栏起初为一种西式随笔，主题散漫而文笔细腻、唯美，某几节还透着些伤感气息，带有董先生写作早期模仿何其芳抒情散文的痕迹。在此期间，枚屋（李君维）不甘寂寞，撰过一篇《拟世纪末小品》（刊《辛报》1945年10月18日），打趣“司马先生”对某小姐“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
而“令狐彗”笔名最早见于《辛报》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连载至一月二十六日，用来写其“恋情中篇”《漩涡》。先一日，还见到杨先生以笔名“阿犁”所撰推荐语：“恋爱小说谁都爱读的，可是有的偏于玩散，有的偏于色情，而少轻松深刻的笔触，但是令狐彗先生这篇作品是例外，出于心底的刻划，出于真实的情感，而以新颖的笔调表现出来，青年男女读之，有如吃一杯牛奶咖啡，一根巧克力糖。”多年以后，学者吴福辉将董先生的小说创作归入张爱玲式海派小说范畴，称他“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音”（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0页），可谓推崇备至。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
吴福辉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周报《星光》刊有杨先生《世纪末病》（笔名文海犁），文中透露：
令狐彗兄在《辛报》里的《世纪末小品》，很使我爱读，为了我也和他一样，有些世纪末的情绪！
记得在去年的上海，那时，大家兴奋而又恐惧地希望美机来轰炸，可是自己的生命仍是宝贵的，于是国际饭店的钢骨水泥建筑成了“高等华人”的“避难所”，而他们似乎有恃无恐，把大量的CRB，滥吃，滥喝，滥舞，那也似乎沾染了些世纪末病，不过已经是庸俗的世纪末病了。
而青年朋友闹恋爱而生的“世纪末病”，则似乎有人“淡忘”了，不过，体验着的，则颇难受，情绪恶劣，抽烟喝酒都来了，脸也懒洗了，领带也懒打了，生活中好像失去了甚么一般，正像令狐彗兄一样，虽然他的作品大家颇欢喜读，可是他也正是有“呕心沥血”之感呢！
这几段话隐约揭示司马妍与令狐彗为同一人。文中CRB指汪伪当局发行的“中储券”，眼看抗战快结束了，许多有钱人担心这伪币会贬得一文不值，于是尽情玩乐，恣意欢谑。这便是沦陷区上海社会“世纪末”情绪的由来，而董先生正值恋爱期间，被爱神丘比特折磨得死去活来，于是杨先生精准地把握住这些情绪，请董先生写其《世纪末小品》。
有趣的是，董先生还在汪波（沈寂的曾用名）主编的《幸福世界》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发表《“世纪末小品”续篇》，在此录其首段：
我在《辛报》写“世纪末小品”，一派胡言。本刊编辑当作是我自己的失恋语录，要我把这一段故事写下来。我很伤感，因为尽管“世纪末小品”只是我的捏造，我已不能再重拾起兴趣来。我感到真正难受的不是温妮的失去，而是为创造温妮而在自己心中立起来的理想的消失。许多朋友对我说：“你也会失恋？”好像我是不该失恋的。我事实上不曾得恋也不曾失恋。温妮自始至终，自得到至失去，只是我的理想，或我的理想的助成。这里我又把我的读者带入我理想的氛围。我曾经在暂时休刊的《辛报》写了末篇的“世纪末小品”，在那上面我说：“八月二十八日，温妮向我宣布‘死刑’。”
这篇“世纪末小品”起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题目《死刑》（刊《辛报》1946年8月31日），文中“我想大哭一番，同时我决心亲近烟和酒，以及更糊涂的事”，很可以说明一切。看来这段恋情，似有若无，得而复失，有力地拨动着董先生的心弦，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
二〇一〇年，董先生在其晚年的回忆文章《赴美前的报界轻松生活》中，自承“女友众多，随意相交（虽然不一定是肉体关系），影星、歌星、舞女都有”，而“我真正恋上的其实是一位约大同学的年仅十七岁的妹妹”。我猜她也许就是李君维的妹妹李颦卿，一来董、李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二来李颦卿才貌双全，能写擅画，曾为兄长的许多作品画插图，为《绅士淑女图》一书画封面，也为令狐彗分别刊在《生活》《西点》杂志的两篇短篇小说《橱窗里的少女》《AAG混血儿》绘制多幅插图，均为人物肖像。虽《幻想的地土》一书的封面风格稍有不同，但也可能是她的手笔。
《文汇报》知名副刊编辑徐开垒也是杨先生青年时代就认识的知心好友，在后者留存于今的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八年四月的几册日记中，曾多次提及徐先生。如：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以及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徐先生分别寄来人大文件、日本电影剧本集《故乡》、《砸烂“四人帮”》漫画册和《周总理》。而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杨先生“草《从‘贾少爷’想开去》”，二十七日，杨先生“上午誊抄好‘贾少爷’，并给徐开垒信一”，次日，“发出开垒信并稿”。一周后的五月七日，“下午小休时开垒来坐，言‘贾少爷’已付小样”。两日后，“开垒交小样来，校阅之”。五月十日“上午将给开垒的信”由夫人许维珍带去。五月三十日，“《文汇》今刊‘贾少爷’，为‘文革’第一次，惟笔名去‘钟’字，颇不快”，并于次日收到徐先生寄来前日发表的两份样报，当天下午，杨先生还将此事与田多野（即童话小说《神笔马良》作者洪汛涛）谈论，依旧“颇不快”。
关于此事，向杨先生的长女杨慧女士讨教，杨女士解释道：
家父和徐开垒交情很深，他们虽然是同年，但在我印象中家父是当他兄长一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文革”后父亲写的第一篇杂文《从“贾少爷”想开去》，就是投给徐开垒主编的《文汇报·笔会》。不久刊登出来，他把父亲的署名改成“子芒”，父亲一时不解，后来才明白，因为当时文化界思想还没完全解放，他尽量不让父亲太露锋芒，免受争议，真是一番良苦用心。
无独有偶，以体育题材起家的上海作家彭瑞高也有类似“遭遇”。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文汇报》庆祝“笔会”创刊五十周年，他写了一篇《彭瑞敲门》的散文应征，自述其首篇小说《基础》，洋洋数千字，在《文汇报》登出时，占了很大篇幅，但署名只有“彭瑞”，少了高字。原来，“老徐为了让我能发表小说，又避开当时的风头，像长辈一样替我改了名”。今查，那篇小说刊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看来将作者的名字掐头去尾，是特殊时期徐先生保护朋友的“斗争经验”，并非只针对某一位作者。
二〇二五年七月，夏春锦主编《书信》第三辑出版后奉寄一册，书中收有徐先生女婿马国平先生整理的《何为致徐开垒未刊书信十四通》，其中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那一通提及杨先生去世：“复冬兄患病达四十余年，堪称顽强，不幸终于去世，呜呼哀哉。回忆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四人，每周定期茗谈，笑语风生，至今记忆犹新。而人事变迁，转眼间我辈渐近花甲之年，思之怅然无已。兄等考虑周到，合赠花圈，以对故人的哀思，甚好。”
信中“我们四人”分别是哪四位呢？经马国平先生提点，很快就破解了这个“谜题”。原来答案藏在徐先生《书情与友情》（刊《书屋》1998年第3期）一文中。文章由书谈及人：
今年收到的另一本老友赠书，是董鼎山的《董鼎山文集》。鼎山与我同年，也与我同乡。我用“徐翊”笔名在“孤岛”时期写散文的时候，他也在那时开始用“坚卫”“令狐彗”笔名动笔。从学校出来，我们都在新闻界工作。所不同的是一九四七年他去美国留学，从此不闻不问，直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他通过董乐山给我寄过稿件，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去年夏天他来上海，在华山路一家餐厅为柯灵八九祝寿聚宴，他给我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后只觉得它来得迟了一些，因为它写的几乎全是美国的生活，如果早三年出版，我在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美国，在那边住了十个多月，就不至于对美国新闻文化界一无所知了……他的书还是有不少篇幅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些忆念的文章，如《悼小洛》，就使我想起当年的上海新闻界和电影界。他在那篇文章还谈到杨复冬，这位笔名“钟子芒”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曾经和我与何为、沈寂四个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经常到新雅茶室吃茶谈心。当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蓬蓬勃勃”开展，我们这些人还有可能在一起东扯西扯，谈这谈那，过了不久，就都噤若寒蝉，无话可谈，也无地可容（没有茶室）了。杨复冬早逝，不但鼎山表示怀念，我们也无不觉得痛惜。
《董鼎山文集》
（上、下册）
董鼎山 著
张放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年版
关于新雅茶室喝茶谈心事，董先生《赴美前的报界轻松生活》一文亦有所提及，其中保留了更多细节：
进了《辛报》后，我的生活程序是：上午十时起身，三时参加朋友们每天的非正式集会。我们在南京路著名的新雅茶室订了一个固定的大圆桌，记者、作家与编辑们随进随出，饮茶闲谈。有时编辑会向作家约稿，有时作家将作品传阅，找地方发表。偶尔，我们所交朋友中天资聪明的舞女或歌星也会参加，她们在娱乐界消息灵通，可以供给当时甚畅销的闲话小报一些专栏资料。入晚，我们用了饭后，分别去报馆工作，下了班后，已近午夜，兴致来时，又一同去虹口的夜总会消遣，上床时间是早晨二三时。
继而再度谈及杨先生：
在《辛报》时，杨复冬成了我的至友，他的年纪虽轻，在小报界已有名气，帮我认识了不少老报人，如那位号称“江南第一支笔”的唐大郎。
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在笔者搜录的多达六百万字的唐大郎以不同笔名所写诗文作品中，未能发现杨先生的踪影（反之，杨先生日记里有大郎）。倒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大郎以“刘郎”笔名为香港《大公报》供稿的“闲居集”专栏中，可以见到董鼎山、董乐山两兄弟的大名。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东南日报》上海版创刊，桑榆应邀充任主持地方新闻与体育版的副总编，也约请董先生去编本市新闻版，他答应了。故有一段时期，董先生分身有术，同时担任两家报纸的编辑。终因无法兼顾，遂向《辛报》的几位朋友们告辞，但新雅茶室的周末聚会照常进行。
至于新雅茶室，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广东人蔡建卿开在北四川路虬江路，供应广式茶点。一九三四年迁至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新雅粤菜馆二楼。二〇一八年，茶室恢复营业，并保留花格地砖、彩绘玻璃等海派元素，旧貌换新颜。可惜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气氛：一众青年报人围坐着品茗、写稿、交流娱乐资讯，那其乐融融的青春气息，如今已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