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意义深远、继往开来的重大命题，为中华文明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与更深邃的理解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在推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不断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沃土的当代实践，而中华文明本就是中国境内诸多区域与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文明体系。因此，立足中华文明演进进程中的代表性区域，依托该地区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一项极具价值的学术议题。自南宋起逐步成长为全国经济重心与文化渊薮的江南，正是开展这一研究的理想观察窗口。
江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江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最具活力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转化与创新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作为古圣先贤思想宝藏和智慧结晶的中华典籍，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江南藏书之风冠绝天下，自从西晋末年永嘉南渡以来，每逢中原发生战乱，便有大量文人携书南下，久而久之，江南便成为中华珍贵典籍的汇聚之地。唐宋以降，雕版印刷走向兴盛，活字印刷术亦被发明，拥有庞大图书市场和精湛刻书工艺的杭州、苏州、金陵等江南名城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典籍生产中心。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天一阁、铁琴铜剑楼等私家藏书楼的相继涌现，江南的藏书文化更是进入了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章太炎、张元济为代表的江南知识精英在赓续江南文脉传统的同时，因应时代巨变，各骋其才，各尽所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贡献了足以载入史册的坚实力量。
江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镇，除了其冠绝天下的藏书之风和大批致力于“发扬国光”“为古书续命”的仁人志士，也离不开本地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
江南，这片以长江、钱塘江编织水网，以东海拱卫前沿的锦绣之地，自古便是舟楫纵横的通衢。步入近代，沪宁、沪杭等铁路的建成和多条公路线的开通，更使其水、陆辐辏之势臻于鼎盛。与之共振的，是发达的通信网络和传播媒介——密集的电报线路、迅捷的邮政组织以及甲午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这些都共同推动着“江南—全国—世界”的信息高效流转。此外，江南的识字率也遥遥领先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深厚的历史底蕴叠加近代社会条件，进一步激活了江南文化“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鲜明特质与“尚德务实、义利并举”的优良传统，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理论根基上说，江南文化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走的其实是一条以“俱分进化”和有主体性的“拿来”为主要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俱分进化”是章太炎提出的一种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理论。成长于江南文化沃土的章太炎，早在清末就跳出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对欧美现代化的单向度膜拜，借由“善恶并进”的辩证思考，洞察单线进化逻辑潜藏的内在矛盾。这一反思，为依托江南文化资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认识论前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本路径而言，“俱分进化”首先提示我们要充分承认现代化进程内蕴的价值悖论，不能将“创造性转化”简单等同于欧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复制，或将“创新性发展”狭隘地理解为技术化、市场化改造，否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流失与文化主体性的弱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创”的第一步不是急于“转化”或“发展”，而是要以批判性眼光审视单一现代化的危机，在认清其局限的前提下，确立“为何转化、为谁创新”的根本方向。江南文化史上的无数案例表明，真正的文化活力从来不是在盲目追随中产生，而是在对既有道路的审慎反思中孕育。只有清醒认知现代性的复杂面相，才能在“两创”中守住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在多元文明交汇中走出一条既不故步自封又不丧失自我的从容之道。
有主体性的“拿来”，是江南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核心路径。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倡导的“占有—挑选—创新”路径，其本质正在于通过批判性继承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主体性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主动抉择与创造性转化中不断生成的文化自觉。江南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正在于其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江南人民所践行的有主体性的“拿来”，既非抱残守缺的封闭自守，亦非亦步亦趋的盲目追随，而是始终以“我”为尺度，即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为根基，以时代需要为取舍标准，以自主创新为最终旨归。依托“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由此获得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力量。
这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绝非简单地“以新换旧”或“以西化中”，而是在坚守文化根与魂的前提下，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世界各文明的优长，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外来的元素，以创造性的转化实现古今中西的融通。唯有在坚守主体中“拿来”，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使“两创”真正成为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生生之道。
江南千年文脉所蕴含的文明韧性
长期以来，学界论及近代中国与欧美列强的差距，往往不自觉地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列强相较。这种比较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容易遮蔽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内部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历史遭遇与文明韧性并不相同。近年来，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比较尺度——不是将中国与西方作整体性的优劣对比，而是将江南与18世纪英格兰这类具备向现代化发展的相似经济条件与经济特征的核心区域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展开交互比较研究。比如，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就指出，19世纪以前的江南与英格兰拥有诸多共同特征，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以及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这一判断的意义不在于证明“江南或中国曾经富过”，而在于揭示：在西方崛起之前，江南便已具备了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与社会组织能力。由此引申来看，这种能力所指向的，不是一种可以简单量化的“富”，而是一种大国的“坚韧”——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得以保全核心文明肌体，在逆境中维系社会运转与精神传承的深厚底蕴。
因此，江南文化所体现的“大国坚韧”，并非指某种抽象的民族性格，而是落实在具体历史实践之中的文明韧性。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虽遭殖民冲击但未被彻底征服的大国。以江南为代表的区域在列强环伺之中保持一定的自主空间——民族资本可以在租界与华界之间周旋，知识分子可以在中西交汇中保持文化自觉，革命力量可以在城乡之间积蓄能量。
江南的科技发展与工业化历程，则是理解“大国坚韧”的重要维度。南宋以降便一跃成为中国经济重心与文化渊薮的江南，一直拥有发达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造船与航海技术。与此同时，江南的市镇经济同样展现出惊人活力。明清时期，南浔、盛泽等地凭借着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富甲一方，其蕴藏的财富达到了惊人程度。步入近代，时势变迁之下，江南市镇长期积淀的商业资本有一部分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近代江南的工业化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但即便如此，江南的工业化依然能够在重重压迫中筚路蓝缕、艰难前行。江南千年文脉所蕴含的文明韧性，是支撑这一进程的深层文化力量之一。
由此观之，江南文化所承载的“坚韧”，是一种超越简单“富强”话语的历史品质。它不是“曾经富过”的怀旧叙事，而是在屈辱与变革交织的历史进程中、在筚路蓝缕的工业化历程中持续生成的文明韧性——这正是江南文化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支撑的内在缘由。
以文化定力活力写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明清以来，江南文化表现出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时而变的特点。历史上三次文化重心的南移使中华文化得以在江南一带存续，而江南文化也由此成为南宋以后中华文化的典范。这种文化品格，为新思想传播与革命力量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文化土壤。
近代以后，江南文化的轴心由农业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变。这种内在的文化变革，使江南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先行地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在江南大地生根发芽。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红色文化的种子在江南大地萌芽破土。江南文化开放、崇文、和合、务实等特质，与革命的时代要求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共振：开放的文化氛围便利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崇文风气为党组织创建、骨干培育营造思想氛围；和合特质有利于凝聚力量开展工农运动；务实品格推动马克思主义立足本土有效传播。在近代中国，深受江南文化熏陶的沪苏浙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与实践场域。
“革命”不仅包含了政治革命，同时也囊括了以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
改革也是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江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提供了重要文化滋养。江南文化蕴含务实经世、重商善创、开放包容、崇文重教的特质。近代江南萌发的市场意识、契约精神、品牌观念与实业伦理，在改革开放时代重新焕发生机。从苏南模式、浦东开发开放，再到浙江的市场化探索，江南大地不断突破体制束缚，敢为人先，率先探索市场化改革与外向型经济。江南文化中尊重实业、讲求诚信、善于变通、重视教育的传统，转化为地方民营经济活力、企业家精神与基层创新能力。江南依托自身绵长的文化基因，主动参与、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探索的重要试验场。
进一步看，江南文化的丰厚底蕴涵养着历史主动精神的本土文化基因。所谓历史主动精神，指的是融历史反思、现实担当与未来开创为一体的文明生存智慧。它源于中华文明的深沉滋养，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石，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理解这一特点，不仅关乎理解过去，更为我们在新时代赓续文明血脉提供智慧源泉。
江南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告诉我们：传统从来不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是现代化最深沉的根基和最独特的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从章太炎、张元济们守护文明火种的自觉，到抗战烽火中未曾断绝的文教薪传；从江南市镇工业筚路蓝缕的开拓，到革命者为人民赴死的赤子情怀，江南文化以其特有的绵韧，将历史的遭际转化为前行的养分，将区域的实践上升为文明的自觉。它向世人昭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在于它始终以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为魂，以亿万人民的福祉为本，走出了一条既不依附亦不孤立的自主之路。江南一隅，见证的是一个大国如何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稳立潮头，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如何以深厚的文化定力与充沛的创造活力，写就一部属于中国也贡献于世界的现代化史诗。
整理自瞿骏在上海市社联、广东省社科联、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第四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活动上的演讲
作者：
瞿 骏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