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暗蓝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王尔德的童话《公主的生日》，讲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理解失败”及其后果的故事。小公主过生日，请各路演员登台献艺。一个侏儒也被找来，他的表演很卖力，但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所以当公主展露笑靥，侏儒还以为公主爱上了自己。可是当他在宫中看到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他真实的模样，侏儒当场心碎而死——他这才明白，自己对于公主，乃至世界对他的反应的理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而通过这一悲剧，公主也得出了一个颇为实用的教训，“以后来找我玩儿的人，都得没有心才行”——没有心的人不会产生自己的理解，由此便可杜绝理解失败、心碎而死的可能。
公主的要求不难实现。在历史上那些神圣的宫廷里，无论是权臣还是弄臣，大多数其实都是“空心人”。他们早已习惯根据权力者的反应生存，并不会计较“自我”成立的根本是魅力还是丑态。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还是无法轻易舍弃自己的内心。于是在韩国小说家金惠珍的作品当中，主人公遭遇“真实之镜”的暴力时刻经常发生。这种暴力往往会引发主人公的错愕失语，他们先前对于自我以及世界的理解，可能会瞬间崩塌。但既有理解的倾覆却并不会导致毁灭，反而会带来重塑日常关系的可能与希望。
“我爱她，但并不理解她”
与大多数年轻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通过自身对上一辈生活的困惑来进行代际书写的策略不同，金惠珍在三十四岁时完成的代表作《关于女儿》是一个关于母亲试图理解女儿的故事。主人公的女儿小绿是一个在大城市努力生活的年轻人，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小绿没能得到稳定的工作机会，只能在民办机构担任讲师，随后还被机构开除。由于无力负担房租，小绿只能搬来与母亲同住。而女儿在个人生活层面的选择，令母亲更加困惑……
《关于女儿》
[韩]金惠珍 著
简郁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版
面对叛逆女儿，东亚父母往往很难不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这个故事里的母亲每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却又会有些迟疑，因为她自己的生活——更“合理”的生活——也远远算不上游刃有余。尽管已经退休，但她依然需要在养老院做护工才能维持生计。更糟糕的是，养老院的环境让她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即便攒够了钱，可以购买明码标价的“优质服务”，但在资本主义效率至上原则的驱使下，老人们的生活依然晚景凄凉。
尽管如此，这位母亲还是很难不去想象，假如女儿能和自己一样按部就班，沿着“嫁人生子”的平凡道路生活该有多好。她一度认为女儿令人困惑的生活状态，是因为她“读了太多书”，而她在养老院护理的一位名叫“珍”的老人的遭遇似乎让她有理由更加笃定这一判断。珍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她生活的年代，这一点自然更加艰难。她本该成为社会精英，或者更有可能成为“精英夫人”，但她却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在了公益事业之上。珍帮助了无数孤儿，到头来自己却孑然一身。更糟糕的是，养老院的“潜规则”，使得进入这里的老人倘若无人探望，便自动沦为“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小绿的母亲一度希望联系珍帮助过的一个孩子，让他来探望老人。可是当她真正找到这个年轻人，却发现对方已然自顾不暇。这或许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暴力”第一次展现在母亲眼前：她无法理解一个人的善行最终为何化作于人、于己皆毫无意义的无用功——“结果到最后，她帮助的是这种全年无休地在工厂工作，一整天暴露在化学药品中的人吗？为什么任意将自己年轻时期那珍贵的力气、热忱、心意和时间分享出去呢？”
在母亲长期以来的观念里，她坚信的是“种瓜得瓜”的朴素逻辑——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假如女儿把精力用在“常规”的道路上，她一定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可是透过珍和她所救助的孩子的命运，母亲隐约发觉这种逻辑也许已经不再成立。就算付出努力，让一个孩子健康长大，等待他的，依然有可能是朝不保夕的未来。
母亲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年轻世代的生活选择，但她并不难看出现实的不公。联系到自己照顾的老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最终决定采取自己的叛逆行动，将无法在养老院得到妥善照料的老人“绑架”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就在读者以为这个故事或许将会迎来母女和解的“大团圆”结局之时，金惠珍却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克制——在日后的写作中，这种克制几乎成为她的特色，而她自己则表示这样处理只是因为“更符合现实”。尽管母亲、女儿、女儿的女友与弥留之际的老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很快随着老人的安详离世而瓦解，母亲“关于女儿”的理解也以失败告终。到小说结尾，曾经身为教师的母亲想起自己曾对叛逆学生的家长说过的话——叛逆只是“因为孩子还不懂事，以后就会懂得父母的心了”——并且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是“老师能对父母说的最好的话”，但她同时也看出“最好”并不等于“正确”，因为孩子“懂事”之后，也许更有可能与父母渐行渐远，“可是即便如此，孩子终究是我的孩子，而我是她的父母，这项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如果套用英国历史学家贾斯汀·本格瑞提出的“历史奇特（queer）化”理论，在《关于女儿》当中，从四个女性组成的“临时共同体”，到母亲意识到理解无力但母女之间的亲缘性终究无可更改的事实，或许这种叙事便呈现出“家庭奇特化”的潜在可能。“历史奇特化”基于历史证据，鼓励人们想象“他们（过去的人们）并不一定与你我相同，他们确实很奇特”（本格瑞《审视历史的“奇特”视角》，收录于海伦·卡尔等主编《历史是什么2.0》,修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第57页），而“家庭奇特化”则意味着人们应当在确认社会关系已然发生明显变化的同时，理解当下个体选择的多元与家庭组成的更多可能。这种理解最终指向的是观念的更新：亲缘性的事实固然无可更改，但父母与社会的观念倘若无法与时俱进，那么孩子们所能得到的所谓的“爱”，或许只是刻舟求剑的愚妄乃至悲剧。
“韩女文学”能否书写“男性危机”？
近年来，随着韩语文学引进的增加，内地互联网出现了“韩女文学”这样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多多少少含有“身份政治”的指向，即“韩女文学”理应专注于东亚女性议题的表达与讨论。所以当金惠珍在二〇二二年以《关于女儿》这部作品进入内地读者视野时，她也毫不意外地成为“韩女文学”的代表。
然而到二〇二三年《9号的工作》简体中文译本出版时，为她贴上这一标签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次金惠珍的主题表面上看是“男性危机”。这部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位被刻意隐去姓名的中年男性，在一家通信公司从事多年一线工作之后，逐渐沦为“弃子”。为了让他主动离职，公司把他从自己擅长的职位上调离，安排他去做各种“狗屁工作”。然而男人却拒绝接受公司的暗示，反而打算在陌生的岗位上重新站稳脚跟。即便如此，公司依然试图将他抛弃。到最后，他被调去乡下，直面抗议公司将信号塔建在村子里的村民。此时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名字：“9号”。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被公司“丢弃”在此地的其他同事纷纷离职，只剩9号一个人独自坚持。到小说结尾，他甚至完成了信号塔的建造。可是他立刻又把信号塔拆除，因为他相信，只有让任务保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他才能继续与公司，与自己的工作一道存在。
《9号的工作》
[韩]金惠珍 著
林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9号对工作近乎偏执的依赖，乍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它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当下“异化”已然进入全新阶段的非常写实的书写。在意大利思想家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的讨论中，他认为异化概念预设了人类的存在具有一种本真性，于是人们只需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就可以实现对这种本真性的复归，得到某种符合人类原始天性的自由。然而新自由主义将财富目标与个体自由绑定在一起，“富裕社会被视为对人类本真性的控制……统治转化为管理”（贝拉尔迪《灵魂在工作》，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43页）。所以在这部小说里，9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曾把自己的遭遇与“压迫”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幻象的破产早有伏笔。小说开篇便交代，作为一名老员工，9号“见证了公司从最初娇小柔弱的小奶猫，一路成长为如今的通信巨头”。而到最后，9号对公司的具象化感受已经是“这个全身钢筋铁甲、绝非一人之力能扳倒或摧毁的巨物也在俯视着他”。也正是这样的感受，促使他终于拿起“弱者的武器”，反抗公司伪装成管理的统治——他通过亲手拆除自己的工作成果发起反抗，这种做法显然与詹姆斯·斯科特笔下马来西亚农民的做法异曲同工。
只是相对于马来西亚农民对外来霸权的清晰认知，9号真正意识到公司对其自身行使的乃是一种“霸权”的过程非常艰难。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度接受了公司对自身的异化，这一点甚至到他试图对公司发起反抗之时仍未改变。事实上，一个失去姓名、最后只得到一个数字作为身份代号的个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戈夫曼定义的“全控机构”的处置方式，而“劳动使人自由”作为纳粹集中营广泛使用的标语也绝非偶然。于是对工作发自内心的认同一度让9号与“平庸之恶”无比接近。当他面对村民对其工作的阻挠，他已经“暗下决心，工作正常完成就行，此外一概不管”，于是直接诉诸暴力。这种心态实际上已经与臭名昭著的艾希曼非常相似，如阿伦特的经典断言，“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一个将自身存在与公司捆绑在一起的“9号”，和一个将自身存在与“向上爬”的使命捆绑在一起的刽子手，本质上并无不同。
然而再一次，暴力成为金惠珍笔下人物重新找回日常联结的契机。在采取了否定他者的暴力手段之后，9号也遭遇了他者对其自身进行否定的暴力。他好心救助了村子里的一只狗，但村民却拒绝领情，甚至掏钱“买断”他的好意。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情感上的暴力时刻，让他认识到自己对公司的依附使自己失去了什么。而他最终选择的反抗——也许是更彻底的依附，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最终会启发仍有选择的人们做出些许改变。
基于这样的可能，《9号的工作》这样一部“韩女文学”书写“男性危机”，其实并不突兀。性别议题注定无法孤立存在，当金惠珍基于女性的“局外人”视角，剖析东亚男性何以衰落乃至失去自我，问题的关键其实非常明显：当性别神话一边要求男性“顶天立地”，一边又要求他们具有兄弟会式的忠诚与牺牲精神，他们只能通过依附权力与“合法暴力”饮鸩止渴。“挥刀向更弱者”的暴力循环看似无解，但从中跃出的契机，或许只在一念之间。
寻找“向下理解”的可能
更何况，“自我”向来是轻飘之物。“我在”对“我思”的依附，早已从本质上决定了人们往往习惯于“向上”寻找意义。然而在金惠珍二〇二二年出版的作品《猫舔过伤口》（简体中文版于202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她呼吁的却是关于“向下理解”的必要——当语言与思想过多沉浸在形而上的范式当中，真正的理解，也许只会出现在贴近生活与生命的角落。
《猫舔过伤口》
[韩]金惠珍 著
山异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版
相比《关于女儿》中的暴力以纯粹肉体化的形式出现，《猫舔过伤口》中的暴力形式延续了《9号的工作》结尾的议题，即否定他者自我的精神暴力。金惠珍选择了这种暴力在当下最普遍的形式——网络暴力——作为这部作品的主题。心理医生林海秀受邀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某演员的负面新闻时，林海秀按照节目组给出的台本，表示此人“心理状况不稳定，他的行为也很难获得理解”。次日这位演员自杀，网民纷纷将矛头指向林海秀。林海秀本人以及她工作的心理诊所的社交媒体遭到猛烈攻击，这种攻击很快蔓延到线下，甚至连她身边的人也受到波及。迫于压力，丈夫选择与她离婚，朋友也不再与她联络，她工作的诊所也只能让她无限期停业。
在这样孤独而艰难的时刻，林海秀遇到了小学生世伊和流浪猫芜菁。世伊开朗懂事，但林海秀注意到她与同龄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芜菁机敏可爱，但作为一只流浪猫，它的存在却被一些小区居民视为对他们“生存空间”的侵占。林海秀和世伊希望收养芜菁，然而芜菁对人类十分警惕，直到再次被其他居民伤害，身受重伤，它才不得不接受两人的帮助。与此同时，林海秀也逐渐了解到世伊的秘密——她在学校长期承受校园霸凌，而在一次躲避球比赛当中，孩子们的矛盾彻底爆发，世伊在混乱中弄伤了一个同学的眼睛。到小说结尾，芜菁由世伊收养，林海秀鼓励世伊向被她伤害的同学道歉，并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为她提供帮助，而她自己则放弃了对网暴者的追责，想要以更缓慢但无害的方式找回自己的生活。
这部作品的结局相对圆满，但依旧难称快意。不过正如《关于女儿》的结局，金惠珍的克制使她再次完成了“更符合现实”的书写。同样符合现实的则是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尽管是受害者，但并不“完美”。她们都有显而易见的过错：林海秀在上节目之前，甚至根本不认识那名演员，“即便如此，我依然按照台本上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我当时毫无想法，仿佛自己真的认识他”。到后来，更多并不认识她的网民将针对她这一不当言论的指责上升到对她本人的攻击。这种“发言先于理解”的做法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她本人。“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泛滥的语言挟持，成了挥霍不必要言语的人。”
同样，对于女孩世伊来说，她所遭遇的校园霸凌当然需要解决，但以暴制暴显然不是最好的方案。于是道歉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海秀基于自身困境得出的结论，“只有世伊道歉了，这件事才有可能结束。其他问题等这件事结束后再想办法”。
这样的解决方案看似无力，但依然“更符合现实”，而这种现实的智慧，其实是林海秀从芜菁身上学到的道理。“猫咪活下去不是因为什么理由。既然被赋予了生命，就活下去呗。”事实上，面对困境，生命最基本也最有效的反应无非“战斗或逃避”。但自以为高级的人类却发展出更多华丽而无用的方案，譬如迁怒——为了转移对自身困境的注意力，将怒火发泄在他人身上，网暴或是校园霸凌很大程度上皆由此而来——再或者是形而上的迟疑，使人在行动面前停滞不前，甚至否定生命的意义。但生命本身其实并不复杂——解决眼前的麻烦，回到自己舒适的存在状态，便是最合理的生存之道。
然而人类的作茧自缚，早已让我们的世界较之其他生物复杂太多。所以在小说中，林海秀一度试图通过语言解决麻烦——作为心理医生，她曾经无比相信这一工具可以帮助她构建与他者之间的信任，于是给与自己困境相关的人们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但这些信全都未能写完。到最后，反倒是人与猫这种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关系令她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可能。即便语言泛滥，真正的理解与信任，或许依然存在于生命最基本的关切与渴望当中。
在生命尾声的日记里，卡夫卡谈到了语言之于自己的悖论性意义。“下笔越来越胆怯，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字都在灵性之手的操控下……成了一支矛……（但）胜于安慰的是，你也握有武器。”（《我喜欢相爱的人们：卡夫卡日记1914—1923》，姬健梅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第273页）金惠珍的写作从根本上也是这样一种悖论性的事业：她深知理解的有限与语言的无力，但依然试图通过写作展现暴力运作的显性或隐秘机制，进而找回重塑日常生活，乃至人与人的相互联结的可能。仅凭如此写就的书籍，当然很难真正劈开世人内心冰封的大海，但我们至少并非两手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