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电影《密档》正式被确定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影片，将于8月7日在本届百花奖开幕式首映。在近日官宣的《密档》主题海报与宣传短片中，那份放在文件箱上的《开箱必读》格外显眼。这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源自真实的历史细节。在保卫中央文库安全的20余年里，10多位地下党员用生命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开箱必读》成为中共早期地下斗争与档案管理制度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电影《密档》海报（来源：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电影《密档》“开箱启幕”主题短片
“一号机密”的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央决定将文件与机关分开，既能减少文件被敌人查获的风险，也能相应增强机关的安全。1929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文件保管处；1930年，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即“中央文库”。中央文库保管着党早期的重要档案，共计2万多件，内容包含党中央各届会议记录、决议案；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红军军事文件；领导人手稿；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被誉为党的“一号机密”。
1930年6月6日，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上海市档案馆藏）
面对日益增多的文件，周恩来指示秘书处负责人请瞿秋白制订整理办法。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了我党最早的档案管理条例《文件处置办法》。《办法》对文件的分类、编目、留存与销毁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文末加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1931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 （来源：中国档案报，中央档案馆藏）
周恩来审阅了《办法》草案，作了批示并作补充指示：“文件要一式三份，一份放在上海市内保存，一份放在郊区农村，一份送存中央苏区。”
在上海市内保存的，即为中央文库所存的一套，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张唯一根据指示，在上海金陵中路顺昌里租用了一栋独门小楼房作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的秘密库址。
泣血写就《开箱必读》
1931年，周恩来在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之前，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了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陈为人驻守文库，对外由他的妻子党内交通员韩慧英与张唯一单线联系。1932年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受极大破坏，与韩慧英单线联系的张唯一被捕，次日韩慧英也被捕。陈为人将文库转移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单独的三层楼房内。
陈为人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后，为缩小目标、便于隐蔽与转移，从1932年4月开始，用4年时间，对保管的文件进行了整理：把文件四边裁掉，厚纸写的文件抄在薄纸上，书报刊物中的文件剪下来装订成册等等。原来的20余个箱子的文件压缩在5个箱子内（后整理为4箱）。
陈为人（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陈为人深知档案安全与查阅效率的重要性。1936年6月，尽管由于常年通宵达旦的工作，严重营养不良加上长期得不到治疗，病情已日益严重，陈为人仍坚持工作，抱病起草了《开箱必读》，完善了对档案的查阅与归卷指引。
《开箱必读》仿制件
《开箱必读》由“装箱记”和“开箱注解”两部分内容组成。注解中明确写道：“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根据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需按照原有秩序放好。”
《装箱记》标明了箱子内存放着什么文件以及本箱内文件类别和数字。其中用简称表示所藏内容，后用括号标注档案形成时间，如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文件分别用“中央”“国际”表示，其他各省文件均用各省代字来表示如赣、川、鄂等等。
这份《开箱必读》确立了“先审目录、按纲检查、阅后复原”的档案调阅原则，有效防止了地下环境中因频繁转移或紧急查阅导致的档案错乱与遗失，体现了地下斗争时期极高的档案管理专业素养。
1935年，陈为人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作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的保管场所（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6年底，陈为人通过中共上海临时工委重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安全地将中央文库移交给下任保管员。1937年3月，陈为人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时年38岁。
隐蔽战线的生死守护
陈为人病逝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
缪谷稔
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库被安置在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处石库门房子里。缪谷稔早年曾因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也患有肺病，但接管文库后仍每天坚持走不少路，去到文件的存放地，翻晒文件，严防受潮损坏。后来，缪谷稔将文库转运到自己家中，贴身守护。
郑文道
在当时的环境下，护档之路危机四伏。1942年，负责与缪谷稔单线联络的交通员郑文道遭日本宪兵抓捕。郑文道是党组织安插入日方情报机关的中共党员，为求绝对保密，与家人断绝联系。在日本宪兵押送他的途中，郑文道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负伤的他被关押到病房，被敌人严加看管。一周后，郑文道出病房受审，他再次趁敌人不备跃窗跳楼，壮烈牺牲，以28岁的生命守住了党的机密。
1942年7月，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过守护中央文库的重任，是中央文库历任保管者中年龄最小、守护时间最长的一位。陈来生，1919年生于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来生
陈来生刚接管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上海的街头巷尾遍布日伪宪兵、特务等明岗暗哨，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那么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
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这种情况下，陈来生想出“小鱼钻网眼”的转移办法。他动员全家人参与，分头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每人每次仅携带几份文件，夹在货品中穿行小路和隐蔽弄堂，蚂蚁搬家式地完成迁移。后来，陈来生又将文库巧妙地存放在亲手修砌的阁楼夹墙内，并通过秘密方式维持着与党组织的联系。
千里调档，使命必达
1945年，党中央需要调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文件。接到调档任务后，陈来生爬上阁楼，拆开夹墙木板，根据《开箱必读》和分类目录一一翻查，找齐所需档案后恪守文库铁律，未直接交出原件，而是抄成副本交给吴成方转呈中央，原件始终留在上海。随后，吴成方把抄写后的副本转交给在党内被誉为“全能特工”的刘人寿。
副本抄好了，但如何送达延安成了难题：从上海到延安需要跨越千里，而途中又有日占区和国统区，安全运送非常困难。刘人寿想出一条妙计：用微型照相机对这批档案文献进行逐页拍照，将胶片装在空干电池内，外面照原样用火漆封住，放进手电筒里，以此躲避敌人的搜查。刘人寿将这只“特制”手电筒交给了交通员何荦，由他来完成运送任务。何荦带着藏有密件的手电筒及两只同样款式的电筒作掩护，最终将密档顺利送达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华中局情报部还没有缩微胶卷的放读机。何荦和交通员沈月箴就用一面放大镜，边读边抄。60多张胶卷最终被整理成文稿，通过电报发至延安，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摘录刊载于《中央电讯》。
这次“千里调档”的曲折与艰辛，让党中央更加意识到中央文库安全的重要性。
1946年夏天，国共和谈尚未破裂之际，党中央决定将文库分批迁往延安。吴成方通知陈来生购置两只航空皮箱先行转运，陈来生随机抽装两箱文件，交由刘少文搭乘民航机飞往西安转道延安，将5000余份文件移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然而，随着和谈破裂、内战爆发，整体迁移计划中止。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接收陈来生保管的中央文库档案的收据及证明（上海市档案馆藏）
此后，陈来生继续在上海默默守护未转移的档案。1949年9月初，他将珍藏二十余年、历经十余位志士接力守护的“一号机密”，全部完好无损地移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上海市委将档案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将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归还中共中央。
从1927年中央文库设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先后10余位中共地下党员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正如影片《密档》中那本《开箱必读》所见证的，从陈为人抱病起草，到陈来生依据它完成千里调档，再到1949年全部“完璧归党”，这份忠诚跨越时空，从未改变。他们接力守护的不仅是中央文库的珍贵史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精神血脉。
文字综合自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从“向荣面坊”到中央档案馆：中央文库“完璧归党”始末》《隐秘的使命——1945年中央文库“千里调档”始末》《中央文库历险记：近两万份机密文件是如何 “完璧归党”的？》《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编辑：陈皓、范岚清
校对：王礼荣
板式：龚紫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