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日前于北京揭晓。创立于1997年的鲁迅文学奖，是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本届鲁奖评选中，上海翻译界迎来历史性突破：戴从容译注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袁筱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双双斩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圆满实现了上海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上海翻译人同样沉甸甸的耕耘与求索。为此，我们以对话的形式，走近两位深耕译坛的获奖译者，谈各自的翻译作品，也谈对翻译事业的思考。面对相同问题时，两位译者从各自视角出发的个性回答，相信也会带给各位饶有意义的启发。下面听听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袁筱一的讲述——
袁筱一，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
问：此次斩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袁筱一：我最深的感触是，这个奖虽然颁给了我在2024年翻译出版的《战争，战争，战争》，但更是对我30多年以来一直从事的文学翻译的莫大肯定。翻译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它并不像原创那样直接呈现个人的声音。而突然与原创作品的作者一样有了曝光度，对我而言，在荣耀和欣慰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译者，要始终对文学、语言，同时也对读者保持敬畏。
我在做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做翻译的理论研究。我一直认为，翻译远不止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是深入理解另一种文明的过程。译者通过翻译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声音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译者不是简单的“搬运者”，而是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也是推动不同的文化不断丰富的使者，这是每一个译者都应该具备的使命自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命自觉并不一定代表社会的价值认定。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或许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语言经验的价值。如果译者对文学的感受力、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力，以及对人类经验的洞察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那我想，或许无论得奖与否，他都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袁筱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
问：《战争，战争，战争》的翻译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难点？在你看来，这样一部以摩洛哥去殖民化时代背景下女性命运为脉络的作品，对当下中国读者有怎样的现实启示？
袁筱一：说来有趣，在我30多年的翻译经历中，翻译了很多法国现代的经典，包括法国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三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和安妮·埃尔诺。恰恰蕾拉·斯利玛尼让我赢得了最多的翻译奖项。除了傅雷翻译奖和鲁迅文学奖之外，《温柔之歌》还获得了2018博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书势力榜的“金翻译家”奖。我相信，文学翻译奖多少是要考虑原作的价值的，因而未必是巧合。和戴从容老师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这些当代作品因为离得太近，经典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甚至此时翻译就是作品经典化的一部分。
至今为止，我是蕾拉·斯利玛尼唯一的简体中文译者。为什么会一直译下去？当然也不尽然是偶然和出版社的努力。因为年轻，蕾拉·斯利玛尼的作品还不是很多，但第二部作品就能得到2016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也算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了吧——根本原因就是，她的作品与现代社会的关联甚密。蕾拉有记者的敏锐，擅长从社会事件中汲取灵感，她的前两部小说作品都来源于社会事件，或者社会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想象力有限。她对社会事件的借鉴仅限于其震惊世人的一面，例如“保姆杀人”（《温柔之歌》），或者是拥有安静美好的生活，却依然沉沦（《食人魔花园》）等等。
从《战争，战争，战争》开始，蕾拉转向了家族史的写作，我个人理解这是一个渐渐成熟的作者必然经历的一种转向，虽然并不必然通过“家族史”的这一形式。《战争，战争，战争》是“他者之乡”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代女性在反殖民、后殖民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战争，战争，战争》讲述了第一代，一个法国女性跟随摩洛哥的丈夫，在摩洛哥安顿下自己的家庭。两种文明的冲突，两种宗教的冲突，两性的冲突，反殖民过程中两个国家的冲突，一旦转嫁在个人命运之上，就会失去截然的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小说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人”。全球化，科技的进步，最容易被忽视的恰恰也是人。从这一点而言，蕾拉尽管年轻，却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作者，也继承了法国文学从文艺复兴开始，经由启蒙强化的传统。
蕾拉的文笔当然并不像很多20世纪法国文学作品那样“艰涩”，但是包括《战争，战争，战争》在内的“三部曲”也有其翻译的难点。蕾拉本人是双语的，只是用法语写作而已。她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也很喜欢写在两种语言、两种文明中游移的人。《战争，战争，战争》有非常微妙的、关于语言（阿拉伯语与法语）的描绘，语言带来的痛苦——感受新的环境需要一种新语言；而拒绝被“他文化”彻底改造也需要回到原来的语言。小说中时不时会出现阿拉伯语，关键是罗马化的阿拉伯语，也会出现与阿拉伯文化、宗教相关的特别语汇，因而需要查证，也需要找到合适的词，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语汇”。
袁筱一（左）与蕾拉·斯利玛尼（右）
问：文学翻译始终面临“忠于原作”和“中文本土化审美表达”的平衡难题。如何理解纯文学翻译中文本忠实与文学再创作的边界？
袁筱一：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忠实”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此也引发了所谓的“直译”“意译”之争。因为在做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做翻译理论研究，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很明确：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它的过程，因为语言，或者文学需要探索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虽然文学翻译不一定会将每一种可能性都固着下来，甚至有的探索是失败的，但探索本身非常重要，否则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将是一潭死水，永远无法焕发出新的生机。因而，所谓的“直译”和“意译”只作为立场存在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在“直译”和“意译”的两种立场之间，我选择“直译”，因为翻译的目的性在于“语言之真”。通过翻译揭示语言不为人所知的那一面“真”。为此译者当然要付出代价，会承担骂名。在文学翻译中，意译立场下的那种“再创作”是要不得的。但是直译的立场下，文学翻译本身具有创造的性质：和原创一样的创造性，因为它也是使用目的语的一种特别的创作。
而如果一定要把“直译”和“意译”当作是翻译的方法，那么，翻译任何文本，既不可能坚持“直译”——亦即逐字翻译（有时可能略加调整）——或者“意译”的方法到底。前者是因为在实践的层面，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逐字转换是不可能的，后者则是因为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的翻译伦理不允许。
我在翻译理念上颇受法国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影响。我认为，好的文学翻译，一要有伦理的自觉，即尽可能地尊重原作，尊重出发语，尊重出发语文化，且不能随意改变；二要有诗学的要求，翻译的作品，也必须和原作一样，能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立得住，这需要译者的匠心。
问：在你看来，海派文学翻译具备怎样的精神特质与传承脉络？在当下碎片化、快餐化的阅读环境中，厚重、经典的纯文学译介，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袁筱一：自2025年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之后，我还真的参与到海派文化的研究中。至今为止，对于海派文学，或者说海派文化最好的诠释还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上海从来都是文学译介的重镇，以至于“海纳百川”的这一面甚至会给人留下过于强烈的印象。但是归根到底，“海纳百川”纳的当然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的“百川”，还有中国文学的“百川”。
译者呈现的是外国文学的“百川”，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是出版、新闻和各种文化机构的重镇，这就使得上海吸引了许多优秀的译者，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出版人和读者。我经常也会和我译的作者一起出现在上海的各种公共文化空间，他们会为上海读者的水平感到惊讶。我们经常笑称上海是“魔都”，就是说，当不同的“川”汇聚到上海，总是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当下文化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移动端的视觉文化对文学这种要求慢、要求思考的文化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语言的艺术、思考的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也是依靠文字来传承的。因而，坚持经典阅读十分有必要，它始终作为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人与人的交流方式而存在。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允许多元的存在，真正的可以“海纳百川”，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所有唾手可得的“真相”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绕到一目了然的真相的背面，探索其他的可能。因而文学和科学，甚至和其他的“人文科学”，例如历史学、政治学都不同，它要说的是关乎“人”的可能。没有唯一的，最好的“人”的模式。我们从文学中无法得知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存在，来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跨出一小步。
袁筱一翻译的《温柔之歌》
问：对于当下投身文学翻译的青年从业者，有哪些建议？对上海文学翻译事业发展又有何期许？
袁筱一：事实上，所有的写作都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与一百年前不同，文学翻译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似乎已经不可能成为“谋生”的手段了。因此，如果当下还有投身文学翻译的青年从业者，我相信都是为了纯粹的喜欢。喜欢自己所译的作品，喜欢文学。既然喜欢，当然也一定会是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写作的爱好者。我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唯一的建议就是坚持。这在今天尤为不易，因为很多因素似乎都在消解翻译的价值。例如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文学翻译能力上的表现，大家会怀疑，现在还有“手搓”翻译文学的必要吗？当然有必要，不是说人工智能不能做文学翻译，而是人类不能让渡这一能力。蕾拉·斯利玛尼就在法国的《解放报》上签署过一个宣言，明确不向人工智能授权艺术作品的翻译与传播。
所有的承认最终都在于坚持，坚持文学翻译是坚持人类的尊严。20年前，我就经常说，究其根本，文学翻译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或者几个不朽的译本。没有译本会不朽，文学翻译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人类的文明，因此只有这一行为本身是值得被高扬价值的。所以，在坚持之外，或许我最想和各位从事文学翻译的同行分享的，是不要试图在文学翻译中追求一个不朽的结果——虽然大多数译者应该不会那么想——文学翻译没有“不朽”，只有“历史最佳”。
这一次，和戴从容老师一起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翻译奖，据说是上海在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类上“零的突破”。在过去的八届鲁迅文学奖中，上海没有拿下这个奖项，并不代表上海的文学翻译乏善可陈。恰恰相反，上海有那么多优秀的翻译界同行，每年也都出版那么多的优秀译作，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文学和文学翻译。就拿华东师范大学的法语系来说，法语系一共十几位老师，在我之前，我一位很年轻的同事金桔芳老师翻译的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就已经拿到了傅雷翻译奖。我的另一位同事王静教授也与我一起提名了同一届的傅雷翻译奖，她们都是我们上海翻译家协会的理事。奖是偶然的，但非常必要。我对这些奖项心存敬畏和感激，欣然接受，不是因为我的译作有多么不同凡俗，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些奖项会引导社会关注文学翻译，尊重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而不是我——的确值得这份关注和尊重。相信上海的文学翻译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