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6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手术室内，一名24岁的腹盆腔软组织肉瘤患者林女士（化名）正在接受紧急手术。
此前，化疗一度使肿瘤得到控制，但随后患者出现持续腹腔出血、大量血性腹水、重度贫血等情况。继续等待，出血可能进一步危及生命；立即手术，则要面对肿瘤广泛累及、腹腔内情况复杂、术中大出血风险高等难题。经评估，陆维祺教授带领团队决定实施减瘤止血手术。手术中，团队逐步辨认肿瘤与周围组织、脏器的关系，切除部分肿瘤及受累肠管，并对出血点进行处理。手术顺利完成，患者于元旦后出院。
这台手术的目标，并非一次性解决患者所有问题，而是先控制危及生命的出血，为后续综合治疗保留条件。这样的判断，也折射出中山医院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外科长期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面对复杂肿瘤，不只关注“能不能开刀”，更要判断患者能否从治疗中真正获益。
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位置深、结构复杂。肿瘤增大后，常会推挤或包绕血管、肾脏、输尿管、肠管等重要结构。对患者而言，治疗往往不是单纯的手术选择，而是涉及影像评估、病理诊断、麻醉保障、围手术期管理和后续药物治疗的系统问题。
陆维祺1984年进入中山医院普外科工作。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逐渐将更多精力投入腹膜后肿瘤诊疗。2009年，在医院支持下，中山医院腹部软组织肿瘤多学科诊疗专家组成立，由陆维祺负责。放射科、普外科、泌尿外科、介入科、妇科、血管外科、骨科、肿瘤内科、超声诊断科、病理科、核医学科、麻醉科、重症监护室等相关专业共同参与。这是国内较早成立的软组织肉瘤多学科团队之一。
对陆维祺而言，面对高风险病例并不意味着一味追求手术。他曾说：“外科医生不敢去冒险？怎么救人！”但在具体诊疗中，他反复强调，患者的信任不能代替医学判断，治疗选择最终要以患者的生命和利益为重。术前评估是否充分、手术能否带来实际获益、患者和家属能否理解风险并参与决策，这些都应在走进手术室前逐一厘清。
2011年，38岁的沈女士（化名）因腹胀明显就诊。检查显示，其腹盆腔内存在巨大肿瘤，肿瘤与肠管、肾脏、输尿管、膀胱等多个脏器关系密切，并压迫腹主动脉和下腔静脉。更棘手的是，肿瘤已进入右侧髂静脉，并沿下腔静脉延伸至右心房。患者此前曾接受手术，但因肿瘤巨大、出血较多，未能完成切除。
影像和病理资料提示，这是一例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尽管病理性质为良性，但肿瘤可沿血管生长，一旦脱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专家组围绕手术时机和路径反复讨论：是先处理血管、心脏内的肿瘤，还是先切除腹腔肿瘤？是一次完成，还是分期进行？不同方案各有风险，需要在控制出血、避免栓塞、缩短手术时间和减少创伤之间作出权衡。
经过术前介入治疗、备血等准备，团队最终确定胸腹联合手术方案。手术当天，心外科团队在体外循环支持下先取出延伸至心脏的肿瘤；随后，普外科、泌尿外科、妇产科、血管外科等团队接续完成腹腔肿瘤切除及相关修复。术中切除肿瘤重约10.6公斤，并完成右侧输尿管重建等处理。经过术后康复，沈女士顺利出院。
这次救治让团队进一步认识到，复杂肿瘤诊疗不能依靠单一学科的经验，也不能把手术作为唯一选择。此后，对肿瘤与重要血管、脏器关系复杂的病例，团队会结合增强CT、核磁、PET-CT等检查进行评估，并应用三维影像辅助术前规划和医患沟通；对需要综合治疗的患者，则与肿瘤内科等专科共同制定方案。林女士此次救治，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完成：当患者继续出血、难以耐受进一步化疗时，减瘤止血成为阶段性治疗目标，多学科团队迅速协同，为后续诊疗争取了空间。
截至2025年底，中山医院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外科累计完成腹膜后软组织肿瘤手术5773例。2023年和2024年，科室相关年手术例数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2024年单中心完成786例，2025年完成相关手术超过1000例。病例积累带来的不只是手术数量的变化，也推动了诊疗流程、围手术期管理和多学科协作的持续完善。
目前，张勇教授、童汉兴副教授等骨干医生与团队成员共同参与临床诊疗、教学和人才培养。对年轻医生而言，复杂病例讨论、影像资料研判和手术台上的协作，都是专业成长的重要环节；对科室而言，经验也只有通过规范化传承，才能转化为更加稳定的诊疗能力。
腹膜后及软组织肿瘤的治疗，面对的是一道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临床难题。每一次术前讨论、每一份影像资料、每一个手术决策，最终都要回到同一个问题：怎样在风险与获益之间，为患者寻找一条更合适的治疗路径。
本文摘自公众号“上海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