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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刘旭光:从“文艺大众化”走向“大众文艺化”

转自:上海市社联 2025-12-05 14:24:20

新大众文艺用了一个“新”字,我想是因为在90多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那场文艺大众化运动希望用民族民间文艺,来反对西方文化殖民,反对封建文化残余,致力于构建人民大众可参与、可共享的本土文化体系,从而建设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艺,这个民族文艺的核心是文化层面的革命、启蒙与现代化。

那么,90多年后的今天兴起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我们怎么来定义它?我想大概有这样两个核心特征:其一,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这是其根本属性,凡贴合当下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文艺活动,都可以算作新大众文艺;其二,这种大众文艺大多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让民众全面参与到它的创作、传播、评价的全链条中,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的门槛与边界。凡具备这两大特征的文艺形态,大概都可归入新大众文艺的范畴,所以,我认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简明的定义就是:当下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并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参与到其中的文艺活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核心是由鲁迅、左联成员、延安文艺工作者等文化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革新,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是民间自发的文艺活动。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可以深入大众生活,正是因为其喜闻乐见的特质与现代媒介的赋能。例如,上百万、上千万的点击量,使其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超乎传统学院派文艺想象的。新大众文艺兴起于民间,这种自发性的发展路径或许契合了胡适百年前提出的文化演进模式:最初,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起源于民间,手艺人、工匠把这些文艺形式精致化,再由专业艺术工作者介入将其雅化,而后通过国家与社会体制的赋能使其走向高雅化与经典化,最终在僵化后回归民间,完成循环迭代。如果我们追问新大众文艺何去何从,我想大概不会超过胡适给出的这个演进模式。

至于新大众文艺能否真正地“破圈”——打破分野、消除雅俗,触及这个时代核心的精神特质,对此我认为目前还有待观察。我们看到,有些新大众文艺作品虽然流量大、受众广,但美学成就尚显不足。例如,一些热门动画片依赖的是视觉奇观加网络热梗的路径,一些网络微短剧热衷于“白日梦”式的叙事和代偿式的前期快感,这样的文艺形式要实现时代精神的新表达,尚需文化精英的深度介入,推动其从娱乐化走向真正的艺术化、高雅化。

今天,新大众文艺的流行,我想可能本质上是源自对文化“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期待。民间向来是创新的沃土,将各种各样的创意、技术大胆地融合使用,或许能为当下文化的创新与开拓开辟出新的路径。与此同时,学院派文艺(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等)纷纷想搭新大众文艺的“便车”,借助其流量扩大经典文化的传播范围。例如,神话故事、关于古代诗人的传记可能读的人并不太多,而《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动画作品,以新大众文艺的形式让经典得以抵达更广泛的受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大众文艺也可以成为传播经典文化的一个“通道”,但尚待进一步完善。

这就涉及新大众文艺如何经典化的问题。因为,假如作品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纯粹的娱乐性难以跨越时间考验;假如仅为一时风潮,就无法满足大众对文化创新的深层期许。尽管新大众文艺为素人打开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一个通道,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将大众的审美与创作能力提升至艺术高度,还是让艺术降格为单纯的生活程度?答案显然是前者。必须看到,新大众文艺固然贴近了大众的文化需求,但更要肩负起提升大众审美的使命。

所以,在我看来,讨论新大众文艺的破壁、融合与抵达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学院派、体制化艺术平台(如美术馆、博物馆)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挑战,大致有三种姿态可选:一是抵抗,无论它再怎么热闹,我还是我,以传承民族文脉为使命,不为流量所动,专注经典的延续与守护;二是借鉴,借鉴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手段与流量逻辑,目的是扩大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的受众范围,实现有效传播;三是深度投身,放下学院派的姿态直接参与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当中去。

在流量为王的当下,第三种状态无疑充满了诱惑,比如说,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创意写作课,聘请了一些网络作家来授课。这些网络作家只有二十来岁,作品点击量上千万,年收入上千万元,这对于今天的学院体制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诱惑。在这个诱惑下,是不是应当聘请这些网络作家成为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导师,让他们带着学生投身到网文的创作中去,还是继续把学生“押”在图书馆里,让他们细读屈原、庄子,熟背李杜诗歌?让他们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曹雪芹、鲁迅一样进行严肃地思考与写作,还是按网文的套路进行生产?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新大众文艺,是因为在巨大的流量面前,在巨大的点击量面前,大家都想对新大众文艺进行某种程度的利用,但“利用”一定带来“反向利用”,新大众文艺因为其喜闻乐见及流量背后的巨大利益,必然会对高雅文艺产生冲击。

为此,文学院、美术学院等学院应当起到“文化堡垒”作用:深入观察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用其传播优势推广经典文化,为新大众文艺的精致化、高雅化提供一种学术支撑与技术指导,形成一个新大众文艺和学院精英体制之间的对话关系。

我想最终的理想路径是,从“文艺大众化”走向“大众文艺化”。文艺大众化是让文艺为大众的娱乐服务,为大众的交往服务,满足大众对于文化的精神需要。通过普及而让文艺为大众服务,这正是延安文艺路线的一部分,但延安文艺路线的另一部分是——提高。文艺应当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创新新文化,新大众文艺除了文艺大众化,还应当让大众文艺化,也就是通过艺术、审美与文化作品等对民众进行美育赋能,实现全民审美素养的提升、精神风貌的提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人民进行美育。同时,人民本身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的,人民能够区分大众文艺与高雅文艺,也能够欣赏高雅艺术。在这方面,上海在城市文化新空间建设中的不少实践颇具启发。举个例子,浦东美术馆举办的“缔造现代”展是一个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是对现代派艺术的起源、发展、高峰、终结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历史梳理,学术性还是挺强的,我去过两次,每次都要排长队。这说明大众对这种为美术学院体制保留的精英文化是能接受的,大众对文化存在多元需求,大众有提升自己的趣味、鉴赏力、认知能力的需求。

因此,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新大众文艺,使其脱俗入雅,使其精致化、艺术化、审美化、精神化,推动产生新大众文艺的精品杰作;另一方面我们要更有效地传播传统的经典文化,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众文艺化,通过美育形式让大众得到提升。

作 者:

刘旭光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