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

赵毓龙教授称，《西游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就是有一个本事（原初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同时代、地域的人加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庞大的故事群落。

随着这些故事向世俗社会流传，人物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离奇。正是在这些悠久而丰富的艺术经验基础上，写定者加以整合、提炼、升华，编创出古代神魔小说的典范之作——百回本《西游记》。

为什么叫写定者而不是作者

《西游记》的写定者又是谁？

赵毓龙教授讲解道，我们一般将原创性文本的创作者称为作者，像《西游记》这样经过不断“改写”的作品，完成其文本最终生产工作的人，还是称为“写定者”更合适一些。

《西游记》的写定者现在一般认为是吴承恩，并且作为文学常识进入了大众的知识结构。但在明清时期，你问一个人“《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是丘处机。

清代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真正的“拐点”要到20世纪才出现。1922年鲁迅写信给胡适，提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他进行了详细论证。之后学界意见趋于一致，吴承恩最终取代了丘处机。

不过这依然不是定论。我们至今仍没有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写定者的直接证据，只能说他是最有可能的那一个。

不只文本，《西游记》中不少角色也是累积而成的，甚至有域外基因。孙悟空就是个例子。

大圣如何变成“善相”？这就要讲到孙悟空的域外基因了。据胡适、郑振铎等人考证，孙悟空的形象有一部分源自印度神猴哈奴曼。在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聪明勇敢、善于变化的哈奴曼帮助罗摩打败魔王，解救悉多。《罗摩衍那》的故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哈奴曼与本土猴王融合，形成了百回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

在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拍摄的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插画展。新华社 图

赵毓龙教授称，大多数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世代累积型作品，都是在中华文学地理版图上发展起来的，《西游记》则超出这个范畴，融合了大量域外元素。

孙悟空就是中外两大类猴王相结合的产物。猪八戒的一部分原型也能够追溯到古印度教神祇摩利支天。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保持着很强的文化自信，能够把域外元素合理地转化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是最能体现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部古典叙事文学作品。

时至今日，《西游记》依然是影视化的热门题材。面对丰富的改编“二创”以及经典不能“魔改”这样的观点，赵毓龙教授认为，故事IP跟文本IP不一样，没必要设界限。

人们主要喜欢的是西游故事，各种“二创”不过是在重述故事，无论哪种艺术形式，包括文学改写、影视化改编、游戏改编，以及网上各种短视频、表情包，只要动机是积极的，策略和手法被大众接受，都是可以的。

在赵毓龙教授看来，当代《西游记》改编只要做到三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很好了。第一条便是有趣好玩，做到就达到60分了。在此基础之上，把神魔鬼怪塑造得有人性，有人情味，可以打80分。如果还能表达一定的批判性和讽刺性，那就是90分了。

赵毓龙新作《花窗三十看“西游”》。

在短视频充斥、娱乐方式多样的今天，年轻人为什么还要读这些“老古董”？

我们读《西游记》，不只是看孙悟空打妖怪，更是看孙悟空在规则与自由之间的挣扎；我们喜欢猪八戒，是因为他像极了那个有点小毛病、却依然可爱的自己。这些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是任何“三分钟讲完名著”的短视频都无法替代的。

赵毓龙教授在访谈中提到，当代文化有“去中心化”倾向，新媒介也在不断挤压深度阅读的时间。但如果只停留在情绪刺激的层面，我们的精神世界将越来越窄。而经典阅读，恰恰能带我们驶向情感与思想的深水区。读原典，是一场与古人的对话，一次对自我认知的拓展。我们在书中看到古人的渴望与困境，也在字里行间，照见现实生活的影子。如果你还没有翻开过一本原著，不妨从现在开始。经典从不遥远，它一直在等你，去遇见一个更真实、更辽阔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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