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法官，我们搬新家了！”

“何法官，我们搬新家了，邀请您来我们的新家做客哦”，看着小雨姑姑发来的照片，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三室两厅的房子窗明几净，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小雨专属的房间摆着崭新的书桌，奶奶的休息区也透着暖意——这个曾挤在出租屋、奶奶只能睡客厅的家庭，终于有了安稳的港湾，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第一次翻看案卷的那个午后。

案卷里记录着一个令人心疼的故事。

小雨两岁时父母分开，他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生活。2014年父母离婚后，母亲杳无音信，父亲沉迷赌博，变卖家中唯一房产后卷款消失，留下小雨与年迈的奶奶。雪上加霜的是，小雨自幼患有哮喘、癫痫，后被诊断为多动症和轻度抑郁。十几年来，是姑姑扛起了这个家。她不仅接送小雨上下学、陪他看病，还尽力带他去喜爱的游乐园，给他难得的快乐。为了全心照顾祖孙俩，姑姑一直未婚未育，后来更是辞去工作，全家人仅靠奶奶微薄的养老金和姑姑的低保金维持生活。

今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被送进ICU病房，让这个脆弱的家陷入绝境。为了走出眼前的困境，也为了给小雨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姑姑想为小雨申请“困境儿童补助”，但因她不是小雨的法定监护人而被拒绝。看着病床上的小雨，姑姑只能偷偷抹泪。之后，在检察院协助下，姑姑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只为让小雨能好好治病、好好生活。

翻着案卷里厚厚的就医记录、姑姑寻找兄嫂的报警回执，我心里不是滋味。从法律上看，小雨的父母长期失联、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而条文背后，更是一个真实的孩子和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司法裁判不能只是冰冷的逻辑推演，而是要在法律框架中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并真诚回应他们身后的故事与真切的情感需求。

于是，我来到小雨家并走访了他所在的小区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老城区不足四十平米的出租屋内，三张床几乎占满所有空间，奶奶的床铺就摆在客厅过道，一家人日常活动的范围，只剩下门口那条狭窄的通道。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姑姑对小雨的爱却没有半分消减。邻居们提起姑姑总是赞不绝口：“常见她背着发病的小雨往医院跑，比亲妈还上心。”

这份在困顿中依然坚韧的亲情深深触动了我。为了给这个孩子、这个家更有力的支持，我启动了家事调查协作机制，联合区检察院、区妇联、社区与青少年事务中心，对小雨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以及姑姑的监护能力展开全面评估。

评估过程中，当姑姑谈到小雨因生病休学、被同学排斥而日渐沉默时，这个多年来咬牙硬撑的女人再也忍不住，掩面痛哭。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家庭的艰难，也明白接下来的判决对于这个家庭至关重要。

经过审理，我依法作出判决：撤销小雨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收到判决后不久，小雨和姑姑特意来到人民法院，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手写感谢信和一面锦旗。“何法官，补助办下来了！以后小雨每个月都有补助金了！”姑姑的声音带着哽咽，小雨也怯生生地说：“谢谢法官阿姨”。看着他们脸上久违的笑容，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经济补助的落实解决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然而对于小雨的成长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怎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走出困境？我想，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赋予姑姑一个合法的监护人身份，更是要帮助这个家庭、这个孩子，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真正落地，才是司法保护的关键。

暑假的时候，社工告诉我，小雨参加了阳光中心的暑期活动，第一次和同龄人一起做秸秆画。照片里，小雨捧着自己的作品，咧嘴大笑，眼里闪着光——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灿烂。生日那天，我和庭长在社工的陪同下一起来到小雨家，为他送上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祝福小雨越来越好。

专业社工定期上门关护、妇联“家+暖心”项目提供心理辅导、社区结对帮助......这些看似审判之外的工作，其实都是对孩子最实在的保护。

后来，小雨案还推动我院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如今，我们积极打造“屋里厢小法庭”家事审判品牌，更与教育局、公安局、妇联等部门携手，共同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社会保护网。我也努力争当一名有温度、有力量、有担当的“法治解困官”。这一切的努力，都源于一个坚定的共识：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社会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