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始终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我很感动。解绑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欠债‘包袱’后，我心里终于轻松了。”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张女士（化名）想起检察官为她奔忙的画面，还是十分动容。
离婚之后突然背上“连带债”
数年前的某天，张女士忽然发现自己名下的两张银行卡被司法扣划了共19万余元，她被限制了高消费，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突如其来的蹊跷事让她很困惑。后来辗转找了律师，去法院申请了阅卷，张女士才发现自己竟成了“老赖”，这和前夫王某（化名）有关。
原来，王某和张女士二人曾共同经营A公司，B公司因与A公司存在债务纠纷，于2020年6月将A公司及王某、张女士起诉至法院，提供了《还款协议书》等证据。经法院诉前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张女士和王某、A公司一同作为还款人承担债务，自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需向B公司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共计72万余元。2020年8月24日，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调解结果予以确认。
对于上述债务问题和诉讼过程，张女士称“全然不知情”，她从未表示过愿意以个人名义与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张女士与王某感情不和，离婚前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而民事调解书的出具时间，正是在张女士与前夫王某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几天。
狱中提审证实前夫“假签名”
2024年，张女士以上述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由于已过法定的再审申请时限，再审申请被驳回。同年10月，张女士向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案件受理后，检察官第一时间与其取得联系。
“我前夫2023年已经入狱了，这些债务也是他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电话里，张女士哭诉自己的经历：“这些年莫名背上的债，给我和孩子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我很崩溃。”检察官认真倾听并安抚其情绪：“只要案子审查清楚，事情总会解决的。”
张女士委托律师提交了新证据，经司法鉴定单位进行笔迹鉴定，张女士、王某、A公司与B公司此前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以及法院原审中张女士授权王某代为参加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均不是张女士本人签名。为了确认这一问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向王某了解相关情况。2023年11月，王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为此，检察官专门前往监狱对王某进行提审。
“希望你如实说明，我们才能还原事实，想想你的孩子，他还跟着张女士生活，不要让他再受到影响。”提审室里，听了检察官的话，王某才知道，前妻和孩子在高墙之外深受债务煎熬。他低头道：“之前图方便，我伪造了前妻的签名。其实公司里的具体业务都是由我经办，细节她都不清楚。”
检察官耐心斡旋促和解
此时，张女士依然有提请法院再审的念头。而考虑到她当下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压力，以及再审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检察官建议张女士和B公司达成和解，化解矛盾、摆脱诉累，尽快投入新的生活，重启人生。
检察官对A公司工商登记及股权变更情况进行审查后发现，张女士已于2020年11月退出A公司，公司法人也已由张女士变更为他人。再加上有了前夫王某的证言相佐证，检察官立即与债权人B公司取得联系。
该公司经理表示理解张女士的境遇，愿意与之达成和解，但是公司其他股东对债务问题表示担忧，对和解的方式存有疑虑。检察官通过释法说理告知其和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要求王某承担还款责任。与此同时，检察官鼓励B公司及张女士积极当面沟通，并为双方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努力弥合双方对和解协议具体内容的不同意见，为保障双方利益寻找最优解。
经过前后近2个月的沟通调解，张女士与B公司在2025年4月签订了和解协议。B公司决定不再要求张女士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还款责任，并且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张女士的失信和限制高消费措施。
这块压在张女士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落地，2025年5月6日，她向浦东新区检察院申请撤回检察监督。
几十通电话记录，斡旋于各方当事人之间释法说理……为案件奔波数月换来了申请人如释重负的笑脸，检察官也舒了一口气。张女士说：“虽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检察官比我还着急，真真切切给我解决了困难。”
把自己放进当事人的处境中，将心比心，更能切身感受法与情的关系。这是检察官“如我在诉”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