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学习时报 | 沈桂龙：中国史研究应以中国为中心——读〔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柯文是美国知名汉学家，他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撰写了多部著作，如《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他批判性地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突出强调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首版于1984年，该书对二战之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许多代表性学者及其作品的主要观点。在书中，柯文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更应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而不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并提出中国中心观的新研究思路和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一些学者为代表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主导了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该模式将西方冲击视为中国历史发展或变革的主导性因素，其进程体现为“西方冲击”与“中国被动反应”的互动，强调是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冲击驱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国对此的反应则是从“落后”到“进步”的被动适应过程。正如柯文在书中提到的，“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柯文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可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组成”，有“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不同层带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并不一样，“最内层带”较少受到西方入侵影响，包含了“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很可能正是这种模式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而这并不能由“冲击—回应”模式所解释。

柯文指出，中国在19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历史，“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绝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因此，他也就否定了“冲击—回应”模式将西方的冲击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的合理性。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严重夸大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忽略了中国内部自主性的实际情况，难以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书中，柯文分析了与“冲击—回应”模式相近的“传统—近代”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冲击—回应”模式将中国历史简化为所谓“传统停滞”的落后状态到“西方化近代”先进社会的线性演进过程，认为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实现近代化。柯文认为看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能只从西方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因为西方近代化本身也是“正在研究的问题的一部分”，西方人“对近代世界的理解与感受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如果“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就是美国汉学家石约翰把西方称为的“当代伟大文明中目光最为狭隘的文明”。他反驳指出，中国的江南市镇其实在1840年前就已出现契约劳工、股份制商业等“现代性元素”。

柯文明确反对“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这种两极对立做法忽略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孕育了近代化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似乎在内部哺育着某种和近代经济发展比较相符的价值观念和特点”。实际上，“近代化理论中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有一个明显的前提假定，即只有西方的近代化才是正确之路，而这是柯文极力反对的。他批评说，由于西方人认为自己最早完成了近代化，因而习惯将自身的近代化经验普遍化，并把它视作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近代化的尺度，没有考虑到其自身的近代化其实也有很大的特殊性。他指出，这种错误观念是囚禁自己的“狭隘牢笼”，不能解释非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因此，他提出要“超越‘传统与近代’”，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柯文在为2010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持续不变的关怀是我决心进入中国内部，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重建其历史，而不是根据西方人觉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柯文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寻找历史变革的逻辑”。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柯文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本身就存在变革的动力，“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他指出，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如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

柯文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毕竟“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他认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第四，要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否定西方中心观的同时，也在迎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观，为推动中国学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做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