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工作日第一周，韩正接连召开数个大会，并开展多次调研。密集行程背后的共同关键词，还是“改革”。

改革是上海的重中之重，这并不需要惊奇。但开年即高频率地布局改革，却也颇有新意。

一方面，上海的“改革清单”在不断变长。这几次大会，并没有涉及自贸区、司法改革等人们熟谙的领域。从“证照分离”改革，到公安改革，均是中央交给上海的新任务。

另一方面，无论是已在推行的改革还是新近上马的改革，难度都在加大。

“先行者”总是率先遭遇新挑战和新问题，亦需承受非同一般的压力。在前期突破完成后，改革要么开拓新疆域，要么由表及里，均需触碰深层次的习惯和利益。

而在公认的“深水区”，社会环境的巨变亦要求改革不断提速。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非但“不进则退”，甚至“不进则汰”。

“不进则汰”是韩正在解放日报社主持召开新媒体发展座谈会时提出的新词。从“退”到“汰”，一字之差，极能折射时下全局改革的紧迫。

这场针对媒体改革的调研进行于2月15日，节后上班第二天。当日，解放日报依托上海观察平台进行“深度融合、整体转型”的改革方案正式获其首肯。

这也是韩正出任市委书记后第3次调研解放日报，第7次调研媒体和宣传系统，还不包括未经公开的内部调研。这些调研，无一次不提新媒体。从2012年提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面前“不当鸵鸟”，到后来批评主流媒体“没有踩上点”，及至如今强调“不进则汰，慢进则退”，其对媒体改革日渐急迫不言而喻。

诸如此类的“现场会”，也是近年韩正常用的开会方式。召开现场会通常意味着，该项工作已到了高层急切推动、志在必得的程度。

就在这一周的周五，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密集调研中央三大媒体、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全面阐述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习近平在会上要求，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

这类论述，习近平已提过多次。早在3年前的“8•19”讲话中，习就明确提出，互联网将是舆论的“主战场”。此后其频频“触网”，亦反复强调新闻舆论工作通过改革适应新媒体潮流的必要。

显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此番系统指示，系中央和习近平长时间酝酿布局的结果。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韩正对媒体改革的垂注，也顺应着这个大的语境。

与上海领受的诸多改革任务一样，媒体改革亦具有某种“特殊使命”。韩正强调，必须“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上海主流媒体深度融合、整体转型”。而改革的目的，需不断提高上海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上海的更大贡献”。

他特别提出，“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上海的责任”。

这层意思在一天前的大口党委书记例会，和两天后的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动员部署大会上都有表达。无论是证照分离改革，还是公安改革，包括媒体改革，对上海而言，都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认识各项改革的基本方位。

但对改革的参与者而言，更直观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化为现实。

改革之难众所周知。譬如已经推行1年多的基层治理改革，即便有了历时一年的“一号课题”调研和力度空前的“1+6”文件，仍在操作过程中遭遇诸多新问题。在2月16日召开的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上，韩正直言部分机关条线尚不适应基层治理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并列数了基层反馈的强烈意见：“有的把权责下放了，但风筝线自己还牵着，有的把基层不能承担的权责也一起放下去”。

在他看来，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思想没有通、理念没有转。”而思想如何“通”，理念如何“转”，关键即在把准改革既定的“正确方向”，并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在谈及证照分离改革、媒体改革、公安改革时，韩正均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惟有改革创新才能开创新局面”，这并不是一句空话。韩正频出此言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指出上海各项改革的共同特性：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一方面也意在强调，各级官员、机关部门和改革参与者，需时刻不离改革创新本意，必须摆脱既得利益和思维定势的牵绊。

某种程度上，包括领导干部和一线工作者在内的相关领域改革参与者，既是改革推手，又是改革对象，也是改革的终极依靠。

对此，韩正几乎逢会必说的一句话是，“人是决定性因素”。这意味着需要充分调动改革当事人的积极性，并切实提升其能力——无论对媒体工作者、公安干警还是基层干部，这些群体的活力均需得到充分激发。

激发活力的一套方法论，恰能在三次不同会议上抽取出来：一在“搭准脉搏”——“及时把握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对他们的合理诉求要分析研究，该引导的要正确引导，该教育的要善于教育”；二在“从优从严”——既要从优待警，通过改革切实提高人民警察的待遇和保障水平，也要从严治警，进一步夯实从严治警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基础；三在“不拘一格”——“要真正结合好发挥好各年龄段媒体人才的不同优势”，“创新没有统一模式”。

而所谓“正确方向”，既包括始终强调的政治方向，亦包括改革的目标导向，以及改革评价权的归属。“不是自己评价”，韩正就媒体改革明确道，“最终的评价权在社会、在受众、在舆论场。” 

公安改革和基层治理改革等，则特别强调“问题导向”，“一是看改革是不是真正解决能力问题，二是看改革形成的经验在全国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此外最重要的一条评价标准，便是“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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