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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良平　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特聘成员。


中国经济从高速换挡到了中高速，这种新常态已经持续较长时间。从目前来看，经济下行压力确实比较大。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动用了不少，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政策没有对症下药？还是我们的认识存在某种偏差？

“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长周期的底部阶段，从历史的轨迹看，经济一旦进入长周期的底部阶段，将会在底部徘徊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走出复苏行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政策施加再多，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更多。”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必须认清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底部阶段的现实，这样，我们对于中央高层反复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会有更感同身受的理解。
 

互联网的第二次革命

所谓经济长周期底部阶段的特征，实际上就是产业革命的转换过程，底部阶段的时间长短，就是看新旧产业转换的难易程度。如果用这种眼光来判断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那就是传统产业、传统发展动力遇到了转型调整、增长乏力的瓶颈，而新兴产业、新兴发展动力还未见峥嵘显现、引领增长的势头。

日前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讲话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他还强调，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表述从一个侧面传达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已进入长周期底部阶段的判断信号。”

石良平表示，所谓经济长周期底部阶段的特征，实际上就是产业革命的转换过程，底部阶段的时间长短，就是看新旧产业转换的难易程度。如果用这种眼光来判断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那就是传统产业、传统发展动力遇到了转型调整、增长乏力的瓶颈，而新兴产业、新兴发展动力还未见峥嵘显现、引领增长的势头。

当下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非常生动的实例：凡是“+消费领域”的都搞得风生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很高，而“+制造领域”的依然处于艰难寻找方向的阶段，风险投资对此基本也持谨慎乐观之态度。
“如果把进入消费领域看成是互联网的第一次革命，那么进入制造领域就是互联网的第二次革命。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面临第二次革命。”石良平这样判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大背景下，我们依然还要强调“互联网+”，强调“双创”，强调“中国制造”，目的就是要尽快培育出一大批新兴产业，尽管很多新兴产业还很脆弱。“看似这样的结果会让那些不景气的实体没有信心，但事实上目前没有需求的实体，本质上就是那些供给无效的传统实体，它们需要在这场转型调整的大变革中找到新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模式。”

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存在误判

对经济周期的误判，让全世界都失去了实施有效应对、避免陷入衰退的最好时期。其实这轮衰退的长周期从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就开始了，只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通过次贷政策刺激房地产增长而硬是将经济繁荣拉长了六七年，直到发生次贷危机。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为什么去年那么多次降息降准，刺激经济的效果都不大呢？我认为，是我们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判断普遍存在着失误。”

2008年至今，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历经差不多八年，至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没有真正从这场危机当中走出来。石良平认为，对于这次危机的影响力和持续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不足。

这种认识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都认为是短期危机，刺激一下就会“见起色”。结果，全球都执行政府主导的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政策”，包括美国的　QE、中国的4万亿投资、欧洲的放松金融管制，等等。这些政策“用”下去后，的确有些好的迹象出来，大家都以为危机即将过去，没想到欧债危机接踵而至，而之前那些“好的迹象”也很快被“新的问题”所取代。

第二，在各国政府进行危机干预，经济状况似乎有些好转时，一些新兴国家见效比较快也比较明显，大家普遍认为新兴国家将会取代老牌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而现在来看，大多数新兴国家的起色也是昙花一现，金砖国家中，目前只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平稳，其余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那种认为随着新兴市场兴起，世界经济秩序将会改变，新兴国家很快会取代老牌发达国家的地位的看法实际上也已经破灭了。

换言之，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长，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另一方面，一些新兴国家在政府干预下的资本投入，其刺激经济的持续时间远远低于外界最初的预估。一般而言，需求刺激和投资鼓励，都是希望投入于那些能实现新兴替代的领域，投入于代表未来方向的实体经济。问题是，不管什么政策调控，都只能维持短周期，减少短周期内的波动，而不适用长周期。当全球经济陷入长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仅仅通过财政、金融手段的调控，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危机的状态。

回过头来看，对经济周期的误判，让全世界都失去了实施有效应对、避免陷入衰退的最好时期。石良平认为，实施有效应对最好的时期是危机爆发之前。其实这轮衰退的长周期从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就开始了，只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通过次贷政策刺激房地产增长而硬是将经济繁荣拉长了六七年，直到发生次贷危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作用巨大，容易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而忽视了经济危机的本质问题。经济周期最终还是会走到它自己的轨迹上去的。”石良平说。

认清经济长周期底部阶段的现实意义

认清长周期，就能意识到面临的是比表面表现出来种种经济危机更深刻的调整，是真正改天换地的产业革命，意味着要扭转经济增长困境，就需要动大手术，进行大改革。

全面减税并不适合当前的中国，一旦全面减税，未来数年公共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可能出现问题，导致社会问题产生。因此，相比全面减税，结构性减税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旧的不行了，新的要起来，但还没起来，所以陷入了增长困境。”

石良平认为，这就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按照熊彼得的“创新周期”理论，大周期一定是创新周期，是新产业替代老产业，新产品替代老产品的周期。当然，新旧交替不是说把旧产业全部淘汰掉，而是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注入旧产业，从而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新模式。

身处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底部，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环境下，面对种种困境和挑战下，中央却反复强调一系列针对长周期的战略措施，比如中国制造2025，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由此来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中央看得很准，尽管现在市场很脆弱，但还是要想尽办法去做。”

石良平表示，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就是从长周期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从短周期角度去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没有必要去进行供给侧改革，需求政策本身就是解决短期问题的，但当前我们面临的恰恰不是短期问题。短期调控政策作用力度很大，但见效已经越来越小，经济增长还在下台阶，充分说明面临的是长期问题。
因此，认清经济进入长周期底部的特征，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认清长周期，就能意识到面临的是比表面表现出来种种经济危机更深刻的调整，是真正改天换地的产业革命，意味着要扭转经济增长困境，就需要动大手术，进行大改革。

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德国、日本的企业可以把产品做得很精致，但整体创新能力还是不如美国。其背后，一部分重要原因是直接融资渠道的差距。小型的、最具活力的创新企业，只有在资本市场上讲故事、讲未来，才能获得融资，因此要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生存下来，必须发展直接融资。

经济危机发生后，世界都在反思。石良平指出，在这波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比较小的、日子过得还比较好的，是那些政府对于经济干预比较深的国家，比如中国、新加坡、北欧、德国、法国等，而且这些国家往往税率比较高。它们近年来普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经济危机，增长也比较平稳。

相反，那些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英国、东南亚、除法国以外的众多南欧国家等，均爆发了各种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债务危机。

这直接道出了一个让人们反思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深度发展的今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把握？

“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干预多的国家日子反而好过？首先要搞清楚这里的干预指什么。”

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家，在危机来临时，政府通过短期需求管理，也频频出手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受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日子过得好，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政府短期需求管理的结果，而是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的干预。

石良平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实行高税率等干预措施，使得公共财政比较充裕，政府有较强的能力提供公务服务和公共产品。同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政府干预多”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居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国民经济总量增速也保持相对较快增速。

讨论经济危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税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减税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石良平认为，降低税率会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双重作用。正面作用是降低企业成本、刺激创新型经济形成；负面影响则会降低公共财政收入，可能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阻碍政府公共管理，导致公共服务提供出现断层。

从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全面减税并不适合当前的中国，一旦全面减税，未来数年公共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可能出现问题，导致社会问题产生。因此，相比全面减税，结构性减税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减税的目的也需要明确，以美国里根时期的改革为例，里根新政解决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瓶颈的根本原因不是减税和私有化，而是新政最终推动了技术革命，打造了硅谷，培育了一大批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创新企业。

适应长周期的供给侧改革准备战

劳动力、农业土地、金融市场、企业家精神，这四个迫切需要做好准备的领域，恰恰都集中在供给侧。

金融改革最为迫切，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耕地问题可以分列二三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则应贯穿始终。

在石良平看来，充分认识经济长周期底部特征之后，中国就必须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向几个关键领域开刀。只有这些领域的准备充分了，才有底气和实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并且有效降低转型带来的种种风险。
劳动力结构性调整是首当其冲的准备领域。目前国内有不少观点认为，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状况不错，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也日渐成为广泛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不能因为现在就业状况不错，就认为结构调整到位了。僵尸企业掩盖的隐性失业问题，需要寻求解决办法，需要对劳动力结构转型的难度有充分地认识。”

石良平指出，其实，目前中国有很多僵尸企业存在，就意味着有大量“僵尸就业”。僵尸企业浪费土地又浪费资源，而且没有产出，但它们确确实实使得很多人没有下岗，因此地方政府很难下决心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因为不得不担心它们破产后出现大量失业，带来社会问题。也会让银行的坏账显性化。

类似情况中国曾经遇到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就进行过结构性改革，纺织业的压锭就是生动案例。当时就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一方面宏观调控进行大幅度的降准降息，另一方面对过剩产业进行调整生产能力的改革，同时也让成千上万的职工转岗。

相比之下，如今的情况有相似更有不同。当时新一轮产业革命还没有发生，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也没有探底，轻工业转到重化工业，是一种传统产业向另一种传统产业的转型，劳动力再就业，虽然伴随着痛苦，但毕竟相对简单。今天则是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深刻转型，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转型存在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问题，短期内很难适应新兴产业，因此在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等改革过程中，大面积失业的风险不容轻视。

第二个领域是农耕土地制度改革。农业依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尽管农业税已经全面减免，但国内农产品价格还是居高不下，许多农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价差超过一倍。虽然世界各国都对本国农业实行一定的保护，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将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潜力，但近5年-10年，很少有资本进入农业土地。除了一些观光旅游性质的投入，对农业土地的再投资几乎没有。然而农业生产要提高效率，需要长期投入、不断地追加投入，才能使土壤肥沃，为高产打入基础。要实现农业长效发展，必须让投资方对长期获利产生良好的预期，而非只注重短期收益，靠过度使用化肥，反而对农地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是另一个因素。由于农业土地缺乏持续投入，农业生产回报太低，广大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动力离开，农业劳动力缺乏，劳动生产率提高难度更大。

石良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通过对农耕土地制度的调整，才能吸引社会资本大量进入农业领域。一旦社会资本在农业领域有了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农业投资会持续增长，从而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提升。

第三个领域是金融市场开放与风险控制。去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然而全社会要刺激创新，培育创新经济，就一定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从国际上看，德国、日本的企业可以把产品做得很精致，但整体创新能力还是不如美国。其背后，一部分重要原因是直接融资渠道的差距。小型的、最具活力的创新企业，只有在资本市场上讲故事、讲未来，才能获得融资，因此要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生存下来，必须发展直接融资。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占居民财富的比例约10%，美国高达60%，提升的余地和潜力很大，但问题是风险同样很大。今年股市呈现出的一些问题，反映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风险防控能力严重不足。

在金融领域，除了发展资本市场刺激创新，更大的意义来自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对外开放。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距离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已经进入倒计时。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资本市场一定要开放，而这样一来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受到全世界投机资本的冲击，这在世界各地的后发国家在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都有着深刻的教训。怎么办？石良平认为，一要靠股市规模持续扩大，当资本市场足够大时，才有“本钱”抵御冲击。曾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后发国家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其规模体量小、国家外汇不够，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二是要有世界级水平的风险管理手段。当前国内仍然缺乏既了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又熟悉国内情况的高层次人才。国内一些金融人才，包括有海外经历的人才，大多数学的是美国教科书上的理论，很多理论照搬过来行不通，甚至会掉入陷阱。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花大力气引进和培育一批相关人才。

第四个领域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面对经济进入长周期底部阶段，要实现创新转型，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目前国内对企业家的评价标准还比较混乱，特别是国企的企业家精神相对难以界定。在国企改革过程，混合所有制改革怎么混、职业经理人队伍怎么打造，民企准入障碍怎么突破，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有效解决，将对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不小影响。

石良平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还是要突出分类，同时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创业企业，要给他们以足够的安全感，要建立起一套保护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体制机制。另外，对于政府部门自身，还是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空间和土壤。

“这四大领域的准备，‘十三五’　之内未必能够全部完成，可能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规划。”

石良平说，劳动力、农业土地、金融市场、企业家精神，这四个迫切需要做好准备的领域，恰恰都集中在供给侧。在经济长周期背景下，要做好这些准备，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期望短期内立竿见影。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

同时，四个领域的大改革，根据现实情况，也需要有前有后。金融改革最为迫切，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耕地问题可以分列二三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则应贯穿始终。 

（本文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题图来自网络。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