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方向发展，初步显露出世界一流超大城市群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雏形。下一步，应该在构建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适应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与改革开放窗口地位相对应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一国两制”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做文章。这是近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香港明汇智库、香港紫荆杂志社、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所提的建议。

       “2+9”组团“走出去”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写进报告，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签署了大湾区的建设框架协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呼之欲出，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东京、纽约、旧金山湾区之后对全球资本投资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第四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九个市，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5.6万平方公里，长住人口大约6800万，均居四大湾区首位。

       统计显示，2017年，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人民币（约合1.49万亿美元），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水平，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是另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和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报告指出，发展湾区经济是各国打造国际竞争城市标杆、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的战略选择。与东京、纽约、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圈除具备它们的发展共性外，自身的区位优势特征十分明显。从已经建设形成的岛屿之间与内陆之间连接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进出口码头和“9+2”超大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方向发展，已经初步显露出世界一流超大城市群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雏形。

       如果把珠三角9个城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与世界其他地方做个简单对应，那么，广州已经赶超新加坡，深圳已经赶超香港，珠海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相当，佛山直追欧洲名城阿姆斯特丹，东莞已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山已超过日内瓦，惠州已超过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不莱梅，江门与英国文化名城爱丁堡并驾齐驱，肇庆与英国的利物浦等量齐观。

       报告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区，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扩大了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要“2”与“9”之间加强要素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更要“2+9”组团“走出去”，一起开拓新市场，一起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

        实现“双轮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具备、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巨大，那么，下一步怎么发展？报告建议，要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即围绕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国家创新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航运物流、科研与设计、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等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机构和业态，促进产业集聚。具体是：

       ——围绕“世界工厂”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粤港澳大湾区应依托前海、横琴、南沙三大自贸区，重点发展商贸服务、通信服务、工程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等服务贸易，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集聚，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总体框架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

        ——围绕数字湾区建设，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应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车联网等领域，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在生产制造和生活消费各个环节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NGN）。加快发展物联网、智能电网等新兴业态，培育建设物联网产业基地。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积极争取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布点建设“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

       ——围绕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建设，重点发展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应结合湾区风情特色，重点发展滨海、乡村、体育、工业、商务会展、老年健康等现代旅游，大力培育旅游新业态。加快建立供给充分、服务便捷、管理规范、惠及城乡的家政服务体系。

       重构“空间秩序”

       报告指出，目前，珠三角地区“条块经济”与“空间破碎化”共存，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缺失。“条块经济”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要素流动成本过高。“空间破碎化”导致城市发展效率不高，难以整合，土地二次开发成本较高。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重构“空间秩序”。

       报告认为，协同治理机制是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安排构成，长三角城市群在协同治理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与之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虽分别建立起主要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但其常设协调机制仅限于临近地级市之间，协调范围和力度较小。粤港、粤澳联席会议虽然建立多年，但由于制度落差的存在，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总体而言，粤港澳城市群着眼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经济地理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空间秩序的重构，从过去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枢纽格局。国际著名湾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行政边界模糊化、区域发展协同化。以旧金山湾区为例，除了旧金山与圣荷西两个中等城市外，湾区还有很多连成串的小城市，它们的基础设施水平与旧金山相差不大，大公司聚集度和房价甚至还超过旧金山。在旧金山湾区，人们不会刻意区分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而是把所有的地方统称为湾区。在这一点上，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巨大差距，广州与佛山、中山，深圳与东莞、惠州仍然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所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秩序，会逐渐从目前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的枢纽格局，从传统的三角洲经济走向更均衡、更开放、更新锐的湾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