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外国人打交道，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办事

上观新闻：再说说您在美国工作的几个重大节点。比如，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沙海林：我和曾经一起在美国使馆工作过的外交官，看到平昌冬奥会，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那段经历。

2002年初，为了做好中国代表团保障工作，我受时任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委派，率一批外交官前往犹他州开展工作。记得抵达盐湖城时正是2001年1月2日深夜，飞机降落在冰天雪地的盐湖城机场。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是租车，没车哪儿都去不了。第二件事是找住的地方，到了酒店才感觉到肚子还饿着，那时候已晚上一点钟了，再去找饭吃。

上观新闻：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沙海林：最大的问题是反华组织要借机搞事。我们必须要向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解释这是什么组织，以便寻求他们的配合。而我自认为最成功的，就是在这件事上与美国警方找到契合点：盐湖城冬奥会是在“9·11”事件后不久举行，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安全，我们最关心的是不能让反华组织闹事，破坏中国的形象。

跟外国人打交道，有时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办事。我没跟美国人讲这是一个反华组织，因为这话美国人听不懂，更听不进。我记得我当时拿出许多反华组织破坏公共安全的案例给美国人看，然后明确地告诉警方，这批人到盐湖城来，对你们的安全保障不利。这些话美国人是听得进去的。

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当地警察和安全等执法部门与冬奥会组织方采取很多措施，让冬奥会顺利举办，也使反华组织的图谋没有得逞，确保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安全。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了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笑）。

上观新闻：在盐湖城的时候，碰到过台湾人吗？

沙海林：当然碰到过。那时在当地的台湾华侨举办“春宴”活动，邀请我去参加，但也会有台湾方面所谓的“外交官”出席。

上观新闻：2002年民进党已经上台、“台独”势力在岛内抬头。您去不去？

沙海林：当时我没办法向大使馆请示。我考虑到虽然这些华侨在政治立场上与我们不同，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上与我们一致。为了做他们的工作，我决定应邀参加。但是，我向邀请我的华侨团体提出参会的四个条件：

第一，我以官方身份出席，台湾方只能以非官方身份参加，以避免在公开场合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第二，主办方可以介绍我的官方头衔，但不能介绍台湾方所谓官方头衔；第三，与前面道理相同，我可以坐主席台，但台湾方不能；第四，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代表中国。如接受这个条件我就去，不接受，我就不去。

结果，主办方表示接受，这样我就去参加了。这是我国驻美外交官第一次出席以台湾赴美华侨组成的侨团“春宴”活动。

上观新闻：您去了效果怎么样？

沙海林：那天我做了主题演讲，底下反响很不错，掌声与笑声不断。台湾华侨们说，没想到中国大陆的外交官原来是这样的，跟他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宣传以及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听了也很开心。

我们跟美国人斗，要斗智斗勇，不能斗气

上观新闻：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南海撞机事件。

沙海林：2001年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我们的飞行员王伟魂归大海，为国捐躯。处理撞机事件，我们国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最后还是放侵犯我领空的美国飞行员回去。刚开始，美国舆论还比较克制，等他们的飞行员一到关岛，立刻翻脸谩骂和大肆攻击中国。

我在国内什么时候见到人家这么骂我们国家？在美国我耳闻目睹这一幕幕，心里极其气愤，一时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我才深刻感受到，每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其实都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如果有人要问我，是谁使我更爱国，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是美国人。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那么强烈，因为碰到件事情，我才特别强烈地感受到：我是中国人。

上观新闻：那你们怎样与美方人员打交道呢？

沙海林：在当时条件下，我通过与美方周旋，来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缺乏耐心，在内部讨论不时流露出急躁情绪。后来碰到了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他说：“我们跟美国人斗，要斗智斗勇，不能斗气。”一句话把我点醒了，光斗气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上观新闻：我想与美国斗还要有实力。

沙海林：是的，发展是硬道理。跟美国打交道，我们手上要有牌可打。说实话，过去我们能用的牌很少，而且都是小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手上的牌越来越多，而且是大牌。这靠的就是发展，这个过程我很有体会。

上观新闻：在您眼中，杨洁篪大使是个怎么样的人？

沙海林：杨大使是一位富有强烈家国情怀和献身精神的人。他的那种高度的国家意识、责任意识以及一丝不苟、低调务实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及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他很爱学习。他出差时，随身带个小本本，看到什么重要的词语，就把它记下来。

他英语功底深厚。有一次陪他去美国新闻俱乐发表演讲，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说，中国大使用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征服了所有听众。还有一次他去亚特兰大发表演讲，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直到他走下主席台，回到自己座位上，掌声还不断。连负责安保的美国警察都在热烈鼓掌。

上观新闻：该怎么评价自己驻美公使衔参赞生涯？

沙海林：我想我还是为国家做了一些事，但不敢贪天之功，因为上有大使，旁有其他外交官。他们比我有经验，语言也比我好，很多工作都是上下一起努力的结果。

不管你干什么，当记者、当教师或当公务员，爱国是条底线

上观新闻：2002年8月，您担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知道组织为何这么安排吗？

沙海林：可能觉得我在美国干得不错吧，这是对我的信任。大使代表国家和国家元首，地位崇高，比如，外国领导人向大使敬酒时，第一杯总是说，为你们国家和国家主席干杯，然后再为你干杯。

爱尔兰对中国比较友好，我没有在美国工作那么累，但大使是使馆的馆长，身上的责任就更大了。

上观新闻：您对爱尔兰的印象如何？

沙海林：很好，我在大使任上近4年，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我都走过，也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与华人朋友。

爱尔兰有几个情况：第一，它是西欧国家里，唯一一个受殖民统治的国家，被英国殖民八百年；第二，它是没有经历过先与台湾当局“断交”再同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而且是主动要求与我们建交的；第三，1971年它不顾美国方面压力，在没有与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在联合国大会支持我们加入联合国。

上观新闻：那么我们两国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

沙海林：有一次我请爱尔兰总统到我的官邸作客。她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中国总是要求日本人道歉？我说因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为侵略中国的罪行向中国人民做过正式的道歉。然后，我就讲了很多日本侵略的史实。说到南京大屠杀时，我看总统眼泪都要掉下来，然后她若有所悟地对我说：我明白了，就像我们邻居一样，从不道歉。

上观新闻：在爱尔兰工作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

沙海林：2003年特奥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当时我们国内正出现非典（SARS）疫情，在西方眼中，中国就变成了“疫区”。

上观新闻：这样中国运动员是否很难去爱尔兰参赛了？

沙海林：是的。当时我很着急。第一，上海是下一届特奥会的主办城市，缺席交接仪式怎么行？第二，台湾方面很早就把运动员放到第三地训练，他们参赛而我们缺席，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很不利。同时，我们又不能像有些大国那样以大压小，而必须提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建设性方案。

在国内同意的情况下，我向爱尔兰方面提出，能否让中方以来自非疫区，例如上海、黑龙江等地的运动员，组成中国代表团来都柏林参赛。

上观新闻：对方同意了吗？

沙海林：经过一个斡旋过程，爱尔兰方面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如期参加了都柏林特奥会，并且取得很好的成果。

上观新闻：2005年11月离任后，您和爱尔兰还有联系吗？

沙海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是上海的友好城市。2011年，科克大学授予了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我在大使任上为促进两国友谊所做的工作。

上观新闻：这说明过了6年，爱尔兰朋友还没有忘记您。

沙海林：是的。我也很感动。

上观新闻：离开外交系统后，您重回上海工作。这段外交官经历给您哪些收获？

沙海林：最大的收获是考虑问题会站在大局看、站在国家利益上看。这在之后，我在区里、市商务委工作，任职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都是需要的。

我一直认为，不能够以一个人的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因为这个东西有工作的需要，说白了也有一点偶然性。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人生还是比较精彩的，我曾经为国家出过力，我为此很自豪。人生的经历是笔财富，只要你认真努力了，就可以领悟很多东西。但不管你干什么，当记者、当教师或当公务员，爱国是条底线，为人民是根本，国家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