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复旦旦复旦 巍巍学府文章焕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政罗教网无羁绊

无羁绊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这里是我的母校，这里也是我父亲的母校，今年已经110岁了。而如果算上在复旦附中求学的日子，我和“复旦”这两个字的情缘，已经长达30多年。

【文科班的一年】

国权路383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复旦附中），现已是上海著名的四大名校之一。学校创办于1950年，最初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华东革大是1949年8月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所需建立的，目的是在短期内培训大批干部输送到新解放区。复旦的登辉堂、大草坪，就是几千名身上硝烟味尚未褪尽的革命者的课堂。

华东革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也是在同样的时空背景下诞生的。1953年起改属复旦大学领导，改名为“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1957年改为“劳动中学”、 1958年更名为“复旦大学工农预科”，1962年定名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附中校址原在闸北区宝山路，1952年春迁往苏州平门里北寺塔，1955年2月搬入杨浦区国权路的现校址，位于复旦大学东南部。教学区和宿舍区中间隔着一条国权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就读附中时，宿舍区就称作“复旦大学第三宿舍”。我们也是把复旦看作了我们的大学部，去那里洗澡、看演出，并顺其自然地考入复旦大学（附中学子高考时的第一志愿绝大多数是复旦）。

（作者在复旦附中的留影）

1980年，距离“文革”结束，还并不太远，因“文”获罪的阴影还不曾消失。心有余悸的父母本希望我能从复旦附中顺理成章地走上理工科的道路。可是我在高一那年生了一场病，此后每星期都得请假去长海医院看病，然后吃五角场中药店煎好送来的中药，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红灯——物理测验不及格。再加上我本来对物理化学也并不感兴趣，越读越觉索然无味。那年暑假，一听说文科班报名的消息，内心特别向往，但还是作了一番挣扎。

在复旦附中，学文科的，多少有些低人一等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心底对于文学的挚爱和文字的迷恋，埋得很深很深。但在这一个夏天，还是给一点阳光就萌芽。我无法违背自己的本意，选择了文科。

文科班的老师轮番登场后，我更庆幸自己的选择了。班主任潘洪德老师，满头银发，教数学。第一次上课，随手一个毫无瑕疵的圆，就把我们给震住了。他的第一次教导：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为何所以然。至今难以忘怀。语文老师钱仲德，不仅有上文所述的知遇之恩。是他，把我们的语文基础真正夯结实了。他从最基本的语法给我们讲起，尤其是古汉语的语法。直到今天，我在自己的编辑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正是钱老师当年所授知识，让我今天能胜任这份工作。英语老师邹家元，让我又敬又怕。我是英语课代表，每次当他提问无人做声时，我必是要被他叫起来的。但当我想用繁复的从句表达出同样的意思时，他会给我以最大的鼓励。历史老师曹天任，是个讲课思路特别清晰而严谨的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帮助我们把中外历朝历代的脉络和细节理得清清楚楚。枯燥的历史在他的讲述下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地理老师陈国新，是所有老师中最有趣的一个，他总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第一次上课，他就纠正我们一个概念。他说，我们国家并不像以前所讲的是“地大物博”，而是“地大物薄”。在大家普遍具有环保意识的今天，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陈老师的先见之明。

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在文科班的这一年，是多么的幸运呀，那么多资深而优秀的老师，为我们传道、受业、解惑。向“文”走，幸哉！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宝石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在母校的岁月里，这首歌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那时，正值“文革”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中国的排球和乒乓横扫世界，我们去复旦大礼堂观看话剧《于无声处》，我们去复旦的“南京路”看尖锐先锋的大字报，我们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真可谓是青春澎湃呀！我们在物质上是那么的清苦，而我们在精神上又是那么的丰富。

【两代人的复旦】

正如复旦校歌所弘扬的，具有“江南第一学府”的美誉的复旦大学，肩负着前辈先贤的爱国救国梦想，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引导下，栉风沐雨，历经坎坷，坚定不移地“向前进展”。

（80年代后期西江湾路上复旦大学分校校门前的铁路和在铁路上散步的同学）

小时候，当我看到爸爸总是在门前的空地上种扁豆丝瓜什么、总是去崇明养猪、去工厂劳动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读过什么名校，而其实名校这个概念也不是我1981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有的。那时候，只要考上大学，就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别个校徽走在路上，迎面都是羡慕的眼神。

我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末考入复旦外文系的，后分配至上海水产学院。但因我小时候正值“文革”，大学停办了。父亲不是去工厂劳动，就是去崇明的“五七”干校。所以在我眼里父亲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唯独没见他站在讲台上的身影。父亲在复旦读了五年。因为其中一年他患肺结核休学了。及至我长大后，只听到他对复旦零星的一些回忆。

作者父亲1962年复旦大学毕业照（第三排左六）

譬如，他曾在英语话剧《雷雨》中扮演过鲁贵。还有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复旦师生如何以乐观幽默对抗饥饿。他们把“猪尾巴”（以前上海市民一般不吃）叫作“尖端菜”。他们的英文教授是如何背英文字典的——背一页撕一页。而父亲的一些同学，是我复旦附中时的老师，其中的一个既是外语教研组长，又正好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我呢，又正好是他的课代表。说正好是因为我考高中的英语分数是满分，所以是课代表的不二人选，没有照顾的成份在。

我是1981年考入复旦新闻系的，9月1日父亲亲自送我去学校。我正病得难受，斜靠在床边上，看着父亲帮我打扫整理好床铺。怕我从上铺摔下来，他为我在床边绑了两条铅丝。还帮我撑起了蚊帐，那是我孃孃在安徽插队落户时用过的。那时的孩子，还真没人娇惯。我能在他的母校上大学，他是何等的欣慰呀！父亲当年住的是9号楼，我住的是4号楼，正对着复旦的“南京路”。

这四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四年，也是吸收养分最多的四年，这种吸收不只限于课堂，而是来自于一所综合大学所给予的学术气氛以及与横跨文理的各科系同学交流的结果。

（1985年复旦大学毕业前夕同学合影）

摆脱了中学时繁重枯燥的课业，我第一次如此放任自己的爱好。学国画、学日语。加入复旦话剧团、复旦诗社、复旦书画社。话剧团是当时学校团体中唯一的官方组织，也就是有一些活动经费。记得我第一次进正规剧场看的话剧是人艺的《大幕已经拉开》，跟着我们话剧团去的。

有时话剧团排戏的时候，我们创作组的人也会去客串一下，或打个追光什么的。第一次登台客串一个路人甲，是在话剧《上海24小时》中，扮作抢购电视机的人。那天我请我妈和我妹妹来看话剧，结果剧团临时让我上台去抢电视机，说是人不够多，就穿着自己的衣服上去了。

当时常有名人来演出或演讲。有一次是北京京剧团的赵燕侠专场，我特地为父亲买了相当抢手的戏票，父亲看得很过瘾，我却不怎么爱看。

（雪后初晴的复旦校园）

因为经常看戏排戏，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复旦的大礼堂——相辉堂。话剧团有一把相辉堂后门的钥匙，我们常去借用。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从后门进去，坐在高高的灯光楼看。有时没什么事，也进去弹钢琴玩，三角的深色大钢琴。

新闻系的学生，四年中有两个学期实习，所以这四年就一直在玩似的。说是在玩，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复旦图书馆借了各种书看。那时，借书犹如碰运气。先要找到这本书的卡片，然后填写编号，每次只能填五本书，递交之后等待图书管理员进库去找。若是五本里面能借到三本，已经是非常好运了，还真碰到过一本也没有的惨况。

话剧团在复旦，有点像《琅琊榜》里的江左盟，各处都有我们的人。大二下半学期，实习结束，写完论文，可学期还没结束。我们话剧团的吴明是生物系的。他说他们动物专业的师生要去西天目山实习，问我是否有兴趣同去，反正放一辆大巴，多去几个人无所谓。也没怎么想，就答应跟着他们去了。没想到他们一个班只有一个女生，所以显得比较傲气，男生也对她敬而远之。相跟着还有他们系其他班的两个女生。

（复旦大学话剧团的伙伴们）

我们仨女生，在这支队伍里比较受宠。当时西天目人烟稀少，又正值黄梅天，爬山时一刻不能停顿。一停就有蚂蟥钻入腿脚。我是一点没有野外经验，什么也没带就跟着上山了。刚过老殿，就被蚂蟥钻进了皮肤，一往外拉，一双白跑鞋就被血洇红了，可是你又不可能不停下脚步，山实在太高了。然后，不知哪个男生拿了纱布把我的脚给包扎了，哪个男生又拿来鞋带让我扎上了裤管。这才知道理科男比文科男生存能力强多了。我们班的男生外出社会调查时，只顾着和手拿行李铺盖的女生抢座位（三十年后还在被我们调侃）。

本来只打算玩上两三天就跟着大巴回杭州，然后我先回上海，可没想到因雨量过大新安江水库泄洪，公路断了。这下我有点发急，再晚几天就要放暑假了，我论文还没交呢，锁在了我宿舍的柜子里了。本来是早就写好了，就怕早交老师要让不停地改，想拖得晚一点，没想到遇到天灾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看我着急，吴明说，我们给复旦打长途吧，咱们总机有人。复旦总机有我们话剧团的王磊在。因为大学老师上班没有规律，所以要找系里的老师很难。接通长途，我就让王磊先找跟我相熟的老师，她就住在复旦第一宿舍，然后让她转告我的指导老师，因新安江泄洪我不能及时返校交论文。好在我们系的老师对学生都相当宽容，对于这样的理由竟也能够接受，事后都不曾责备一句。

（复旦大学大门作者同寝室同学合影）

生物系的学生在天目山每天都有饭贴，吃饭不用自己出钱。我们外来的就要每天付一块多钱的伙食费，眼看着我被困住了，男生们商量着，别让我再付钱了，他们让招待所按他们的人头打菜，说，我们每人分你一口就够了。他们这届，早我一年毕业，后来除了留校的，就再也没见过，名字和模样也都全忘了，只留下“生物系”这个标识。回首大学期间这段旅程，还是很温暖。那时的复旦，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系都像大家庭荫庇下的小家庭，彼此间有人情往来、亲情涌动，在温情中酝酿着一种精英文化。

曾看到一段复旦选址的文字，我不由笑了。“江湾校园在上海的东北角，比较偏僻，当时校园四周都有农田，交通也不是很便利，有利于学生修读课业，不为外界物欲所惑。”当年我们复旦话剧团（现恢复原名“复旦剧社”）常去市中心观摩演出，尤其感到交通不便。当时就羡慕交通大学、二医大的学生，离市中心这么近这么方便，殊不知这是前辈想要叫我们闭门读书的一番苦心。现今的复旦交通已经方便许多，周围也有地铁直通人民广场。不知现今的学弟学妹又该如何抵抗“外界物欲所惑”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