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秦朔和周健工一起，出现在了“2015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借此机会，这位复旦新闻系老同学、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口中“中国商业世界的‘最后一条看门狗’”，以一个项目启动仪式，将自己任内孕育的最后一个“小孩”交棒给了继任者。

这是一档名为《改变世界：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的系列电视专题片，计划用3-4年的时间，访谈中国工商界约50位杰出企业家、管理者。目前，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等5位杰出企业家已经接受了访谈。

一个多月能给一个正经历人生某个拐点的人带来多大变化？不好说。如果真要去捕捉什么变化，如今站在台上的秦朔已俨然一副学者做派。此番除了宣布项目交接，他还带来一个题为“从供求关系角度看中国的危与机”的演讲。主办方介绍他时，用的抬头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编辑”。不变的，则是他说话时总会紧蹙着双眉，略抬起头，凝望远方。那往往是一个心系某些使命的思考者常有的演讲姿态。

演讲中，他指出中国经济当下最大的负担，在于经济供需失衡，产能严重过剩，而用高投资维持经济高增速的方法已不可取。根据他的判断，惯常认知下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报纸、剧院等文化领域同样存在。他对传媒业迫切需要变革的危机意识贯穿整个演讲的始末。但一个离职员工的故事似乎给了他触动和希望。

以下为演讲实录节选——

新常态中国：经济下行，仍在探底

如今当我们想到新常态，想到这个新的时候，往往会感到欣欣向荣的一种新局面、新气象。但事实上，无论看国际还是看中国，这个新常态下也可能有更多的挑战、危机。

最近两年从IMF等很多的统计、调查来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我们总体经济深度调整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从刚刚公布的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来看，如果跟去年做一个比较的话，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或者说三期叠加（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阵痛、换挡、消化仍然在很严峻地发生。

我们的GDP在下降，进出口的总量在下降。固定资产的投资从以前习惯的20%几到前几年10%几，现在已经接近10%了。PPI连续40个月的负值，到上半年的-4.6%。当然，我们的出口在增长，我们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也在增长，我们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总占比也有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下行中有一些企稳的亮点出现。

通过结构去分析的话，会发现第三产业上半年增加8.4%。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上半年股票的成交额跟去年同比增长了5.4倍。由此带来整个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7.4%，相当于整个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倍增速。

从房地产来讲，上半年也感觉到企稳的态势，销售面积由负转正，但去库存化的压力仍然很大。

上半年整个经济比较亮丽的持续增长点，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无论是软件、电信业务，还是互联网零售，以及跟此有关的物流和快递，都是比较明确的亮点。

增速下行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高杠杆维持增速

去年以来，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增长速度七上八下，该怎么看？事实上，中国经济是总体规模超过10万亿美金的经济体。在去年有63.6万亿这么大总量的情况下，增速下行是很自然的。我们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我们如果看日本、德国、还有韩国以前的历史，它们也都经历过8%、9%这样持续的高增长，但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换挡。而它们的降幅比我们中国今天从接近两位数回到7%的降幅还要大。从这个规律来看，对经济的下行并不需要非常恐惧。值得警醒的是，如果为了维持增速，我们用更大的投资，而且投资效率又不高，用不断提升杠杆率和负债率这种方法去增速，问题就会比较大。

根据高盛的统计，过去11年的时间里，中国总体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56%上升到243%。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大概是220%左右。中央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是比较健康的，杠杆程度不太高，但是中国企业的负债和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都上升得很快，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杠杆。按照高盛的统计，达到了接近170%。这个数字超过了国际警戒线（90%），表示企业的压力非常大。

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以及相应的杠杆率，虽然我们可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但整个宏观负债和GDP的比重，到2027年可能会达到348%。如果将投资率截止2022年从目前的50%压缩到40%，更多依靠内部消费，我们的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

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可见政府对于我们整个增速下行的容忍度是在不断增加的。如果不容忍经济下行，只有用更高的杠杆去刺激，而这并无法维系下去。

中国当前的危机是供求失衡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危机可以理解为供求失衡的危机，而且中国经济还存在供求失衡常态化、长期化、导致进入新平庸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没有或者无法把危机出清，而且在不断延后。所以国务院2013年的41号文里讲到，我国钢铁、水泥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很多行业是接近全行业亏损。

在工信部最近每年发布的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中，涉及领域更多。跟这些产能相关的大都跟房地产有关，水泥、钢材等等，包括机械设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到去年11月末，我们的商品房待售面积为59795万平方米。

这种供求失衡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企业负债率不断升高，企业利润质量越来越差。

产业链条拖欠款、三角债加剧。

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过去投资留下大量资本存量，则意味着更多折旧，在低效益条件下又意味着更多资金需求，高风险资产的资金成本更高。

由于我们整个资本回报在下降，整个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人民币汇率就会存在潜在的贬值压力。

因此，概言之，与过剩和无效、低效产能对应的资产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负担。它们不仅不能提供好的回报，而还会吞噬新注入的资金。这会让我们在路径依赖中越陷越深。

传统的供给模式已被颠覆

中国没有新的机会吗？不是。我们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供应模式跟不上新需求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传统的供给模式已经在被四个东西颠覆——

一个是外需不足。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生产、美国负债的大循环结束。

第二，内部内需在不停地“挤水分”。

第三，传统的同质化的、大规模的这样一种生产商主导的商品化模式不能创造用户价值。过去很多都是低成本、低差异、低价值、低利润，相应都是高投资、高负债、高消耗、高增长。这个模式现在新的消费人群、新的消费者已经不怎么接受了。

最后一个就是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需求捅了最后一刀。1999到2010年可以分别定义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元年。当时的小学生、初中生、大学生开始接受了这一信息更对称、更透明、更加国际化的模式，所以他们养成了一些新的消费需求。可能在过去我们理解的需求很多跟硬件有关，但是现在他们的需求很多跟软件、社交、游戏、互动和很多在线的东西在一起。

就拿报纸来说。PC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的杀伤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2010年以后，2011年是整个中国报业的拐点，中国报业收入永远也回不去了。

这五年，移动互联网把整个传统媒体以前的商业模式给颠覆掉了。以前你有特许生产权，有专属的传输渠道，然后用户，然后广告主。今天是生产者无穷多，借助到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时间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然后广告主跟着用户走，所以原来的模式全部改变，整个的价值链全部改变。

未来，任何环节的信息交流都会加速，数据传输和计算成本逼近于零，产品极致拓展和快速迭代成为可能，这跟我们以前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传统供给模式因为自己的路径依赖不做改变，或者面向新需求时继续选择无视、无能、抗拒、畏惧，你就被杀死。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别怪别人，别怪政府，要怪自己。

| 秦朔的现场演示文稿 |

“一位前同事的创业成功让我非常感慨”

这里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分享这张照片？它是在去年5月份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一个校对辞职了，因为他看到自己不能适应未来。我们知道，在一个内容组织的生产体系里，校对的待遇是偏低的。他辞职的时候说要自己去创业，于是他就在上海一个只有2平方米的地方开了一个卖果汁的商店。

他做的一个创新点就是在果汁瓶上面标注上类似“致闺蜜”、“暖男”这样的字眼或组合图案，用这种方法跟消费者沟通。就是这么一个创新，现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上海已经开了两家店，在徐家汇、南京西路一带。接下来还会有新的分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模式开发出来以后，在深圳也要开四家店，还拿到了风投。

| 秦朔前同事的创业项目 图片来自“大众点评” |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感慨。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正在用他的新模式去理解传播，理解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当他去重新建立连接的时候，他有时候在不期然间就会找到一个突破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反之，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传统的路径依赖，停留在自我骄傲，我们就永远没有进步，只能是不断向政府伸手。

最近我刚去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电台公司看过。它的估值是5亿美金，而且完全符合我们整个创业潮流，让很多普通人可以在上面注册、拥有自己的电台和节目。在类似这样的很多平台上，通过重新连接需求，可以让每一个个体都得到释放，让每个消费者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所有人看一张报纸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为你而定做的，是由你选择的。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当下，其实我们每个企业，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焕发生机，我们也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相信，在我们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身上，不仅代表了新的消费需求，而且他们作为在互联网时代跟全球信息充分交流的这一代，会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去推进整个转型。因为他们，我信中国能赢。

（本文根据演讲速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本文编辑：柳森 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