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伊始便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区，在苏区建立红色政权、创建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的同时大力推进思想建党、政治强军，通过指导思想、组织力量和执政理念三个维度的超越，积极开展自我革命，承接和发展了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基因。

一、指导思想的超越：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解放出来

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是党在幼年时期的一次具有自我革命意义的会议”。会后，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开始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斗争。但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又助长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抬头。因此，苏区党的自我革命便从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努力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解放出来。

首先，纠正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在苏区的建设和发展，曾多次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左”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中央和各地苏区照搬“城市中心论”，幻想借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失败后才逐渐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及其危害，开始确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真正把战略重心放在苏区。这是党在苏区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自我革命。

其次，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斗争的唯一依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苏区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经过对苏区社会革命胜利和失败的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党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唯一依靠。人民群众“铜墙铁壁”论是党继“农村中心”论后在指导思想上又一次成功的自我革命。

最后，日常工作中注意对极“左”思想的批判。随着苏区的发展，苏区日常工作中也出现了极“左”思想。有人把找爱人、上馆子等正常需求也叫腐化，把一元一角钱的正常消费叫作贪污。张闻天指出，这是一种极“左”思想，实际上是假革命，是给阶级敌人做帮手。“对于这些同志党应该首先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但坚持这种错误的分子，党必须给以严厉的组织上的结论与苏维埃法律的制裁。”张闻天对这种极“左”路线的批判，本身就是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和思想表现。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对苏区时期“左”倾错误进行总结和批判。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导致红军数量和苏区面积都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只是批判了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党在延安时期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组织力量的超越：从家庭和宗族势力中解放出来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宗族社会。在宗族社会中，族长具有绝对权威。宗族还制定族规来规范族人的言行举止，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族人利益来维护宗族利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进步分子虽然对宗族制度和宗族文化展开了批判，开始了对宗族制度的彻底否定，但收效甚微。党在苏区领导社会革命时，就遭遇到很多不利于革命利益的因素干扰，其中宗族组织和宗族意识是苏区社会革命的最大阻力之一。为消除宗族势力和宗族意识的影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在组织力量上进行自我革命。

首先，一批革命者抛弃封建家庭和宗族势力的精神枷锁投身社会革命。党领导的苏区革命是一种超越家庭和宗族利益的革命斗争。苏区有一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外出求学后接受党的思想、回乡后献身革命斗争的人，有的把自家的全部土地和财产拿来分配给农民，宣布从此不收租、不收息；有的烧毁自家田地契约，把别人欠自家的债务一律废除，甚至拿出钱和粮食退还佃户。他们通过家庭革命实现自我革命，推动党的社会革命，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热情。正是这批革命者抛弃封建家庭和宗族势力的精神枷锁、献身社会革命，立志为党的社会革命而献身，从而推动了苏区党的自我革命。

其次，苏区党的各级组织注意清理革命队伍、纯洁党的基层组织。随着苏区社会革命的推进，革命队伍不断壮大，难免会掺杂一些封建家族意识深厚的投机落后分子。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职务和身份，他们有的包庇、纵容家族或宗族成员多分田分好田，有的甚至利用家庭和宗族关系，里应外合，破坏苏区的政策和法规，等等，这都严重危害了苏区的社会稳定和建设发展。对于这些投机落后分子，苏区党的基层组织不得不经常发起清党运动，清理革命队伍，纯洁党的基层组织，以保持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纯洁性、先进性。

最后，推行没收族田政策以动摇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苏区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而族田就是其经济基础。族田名义上属于全宗族公有，实际的管理权和收益权却掌握在族长手中，他们借助宗族名义占有族田，剥削贫农、雇农。在明确族田性质后，苏区党组织将宗族组织和族田“纳入阶级划分的范畴，而且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把族田作为土地革命对象予以没收。通过没收族田政策，揭露了封建和半封建统治的隐秘性，打击封建宗法关系，为彻底肃清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是又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三、执政理念的超越：从个人的利益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但共产党员作为个体，却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当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共产党员需要义无反顾地牺牲个人利益，应当从个人利益中超脱出来，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党在局部或全国范围执政的理念的超越。苏区时期，党在领导局部执政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

首先，苏区共产党人坚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思想。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大众政权，工农红军是工农大众军队，关键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赣东北苏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苏区面积越来越小，被迫退守磨盘山。方志敏召开弋阳和横峰两县干部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埋枪、解散、离开苏区。方志敏坚定指出，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共患难共生死，坚决反对这种逃跑的办法。方志敏的这番言论反映共产党员对待人民利益的根本态度——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其次，苏区共产党人秉承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宗旨，也是党对人民群众的铮铮诺言。苏区时期，有些人参加革命和共产党，但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一个刚入伍的战士问胡耀邦参加共产党会有什么好处时，胡耀邦思考之后郑重地说：“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

最后，苏区党的领导干部带头践行艰苦朴素和“舍己为公”的精神。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描述过自己艰苦朴素的生活。他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艰苦朴素和舍己为公，正是苏区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恪守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

苏区高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们成了苏区时期带头节约、廉洁奉公的榜样。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有晚上读书、工作的习惯。按照当时规定，他晚上可以点三根灯芯，但始终只点一根。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领导人，无一不是严于律己，从来不搞特殊化。不仅高级领导干部如此，苏区普通干部也大多如此。在苏区最困难时期，中央苏区8万多本地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不要公家发放伙食费。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在与组织失去联系后，身上带着价值万元的黄金，可他宁愿自己讨米度日，也未动用这些黄金，刘启耀后来被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结语：继承了、发展了自我革命的强大基因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奋斗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统一保持着高度自信，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党史尤其是苏区社会革命中铸就了自我革命的强大基因，是历史自信的重要体现。

党的二大开启了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苏区时期，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以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全新中国和全新社会。为此，党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党的社会革命从来不是孤立的，需要协调推进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的社会革命，并在社会革命中开展自我革命，把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统一于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中。

苏区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继承了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又提出了上述三方面的重要举措，取得了重要成就。其最大成就，就是在农村长期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建成了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就是铸就了党自我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党完成“第一次自我革命”注入新的强大基因。这些强大基因既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党继续推进自我革命的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党，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响应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我们要在推进社会革命中继续推进自我革命，摈弃一切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