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小区6年，私营企业负责人万峻从未跟“居委”打过交道。在他心里，社区服务主要由物业完成，社区议事由业委会组织，居委日常似乎就是组织些“阿姨爷叔”才会去的活动。然而疫情来袭，物业几乎被集体隔离的情况下，他重新审视起当代社会中“居委”的价值。

讲述人：万峻，42岁，企业负责人

我住在浦东新区外环附近一个小区，总共300多户居民。因为总户数不算太多，物业服务比较到位，比如平时的外卖、快递，都由物业检查签收后送上门。

疫情发生之后，这样的服务依然延续。我们小区属于改善型，有些居民在市区另有住房，疫情发生后也纷纷搬回来居住。包括这部分非常住的居民在内，物业的人员登记资料都很详细，物资分发就像过去送外卖、快递一样，由物业开车逐户送上门，核酸检测时也是他们带着检测的医护人员逐户移动，提前叫号，整体秩序都比较好。

老实说，搬到这里6年，我基本上没有跟居委会打过照面。在我心里，居委会像是“阿姨爷叔”才会去联系的。而我们社区的日常生活服务，几乎全部由物业完成；对小区各项事务的商议，也是由业委会出面组织，形成意见后由他们和居委沟通。我只偶尔会听父母说居委组织了活动要去参加。

我问过周围同龄的朋友，他们跟我的感受差不多，尤其是在比较新的社区里，这样的情况较为普遍。而我们公司那些“90后”一代，则更加依赖网络社群，在社区主要靠微信群了解信息。

情况在不久之前发生变化。在小区陆续出现阳性病例之后，物业有人也被感染，大部分员工不得不隔离。这导致原先严重依赖物业服务的居民们一时乱了阵脚，物业被隔离后第一次核酸，信息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一发布，大家纷纷出门张望，全然没有之前的冷静有序。

当晚大家就在业主群里讨论，必须在物业回归之前保持小区内检测、物资和生活正常，于是业委会牵头，成立了多个志愿者小组，居民根据自身特长和资源优势报名参加，服务社区。

疫情期间，居民生活服务依靠志愿者

我报名的是“资源组”。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我和太太能够出门服务社区的时间不多，但我们和一些企业有过合作，能够联络到部分可靠的物资供应源。跟我们对接的是“团购组”，他们负责将可供应的资源与居民沟通，整理统计购买需求和收费结算；接下来工作则交给“运输组”，清点交接各项物资，并分发运输到每户居民家门口。除此之外还有“安保组”，分时段在小区内巡逻，确保居民做到“足不出户”等等。

让居民服务居民，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过去做核酸检测，无论物业服务多到位，有些居民就是不愿意，甚至放言“我是你雇主”。但如今生活物资要靠志愿者们采购运输，大家都是业主，这些居民配合度就高了。还有居民一口气买了10大桶饮用水，运输组拒绝配送，直接在业主群里点了名，后来再买这些非必需品的人几乎没了。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居委在哪里？

如果我不参加志愿者活动，我可能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我们小区为例，相比物业和志愿者这些和居民们天天打交道的人，居委只有几个人，并且都没有住在我们小区，他们还要管周边好几个小区。

但居委跟志愿者沟通还是很紧密的，他们的工作简单点我理解为“立规矩”。比如我们之前了解到一批可以从外地运到上海来的物资，但跟居委沟通后还是决定暂时放弃。居委跟我们提了要求，必须要提供供货商家的经营许可证照、运输车辆的通行证和车上人员的核酸证明。出于对社区安全的考虑，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

近一段时间，居委会给我的印象从原先的“解决纠纷”“搞搞活动”，逐渐变成“沟通者”，一头他们要熟悉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和任务，另一头又要将这些政策措施和任务拆分成符合社区实际、能在社区落地的具体办法。

尊重居民的创造，既能为居委减负，也能让居民放心。我同事居住的楼栋有16层，为避免下楼核酸时居民上下碰头，大家商议了一种低楼层步行、高楼层电梯的同步模式，根据检测管的数量搭配高低楼层住户，每次同组的两户同步出门，为此还进行过一次演练。

疫情下的社区生活，居民有很多创新

我在上海市民政局的网站上查到一个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上海共有4628个居委会和1556个村委会，按照这一年公布的2489.43万常住人口来算，一个居委会平均要服务4000人以上，而居委会的配置一般不会超过10人。疫情期间，我看到很多居委干部的累与苦，他们普遍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人手严重不足”。

从绝对数量比上来看的确如此。但我想，居委不能只看到自己有几个工作人员，无论是疫情当前还是未来的日子，每一个志愿者乃至每一户居民，都可以成为守护社区的力量。就像我所经历的这样，如果让几个居委干部包揽辖区所有的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把居民充分发动起来，就是很强大的力量。

之前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香港丽园居民区党支总书记刘苗的录音在网上流传，我很感动，当时他反复确认来电的医护人员身份，因为“放你出去我是要担责任的”。

居委干部没有三头六臂。以疫情封控期间最主要的出门原因“看病”为例，我们小区志愿者中有一支“医疗组”，把小区内的医生和有医学背景的居民发动起来，当居民生病求助，他们会先视频会诊，给出意见，也作为居委是否“放行”的专业参考。

当然不是所有小区都能组建起一支“医疗组”，但各小区居民一定都有“宝藏”。都说上海人有“边界感”，但我们同样有“公益心”。这一次疫情期间，我看到太多普通市民主动站出来，承担起抗击疫情守护家园的各项任务，他们都是未来社区治理的生力军。

我跟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居住在市区的小区，居民有5000余人，居委会就在小区内。即便如此，居委也不太“管”他们，比如物资保障方面，除了街道下发的“大礼包”，其余物资补给基本靠居民团购完成。

但居委也和业委会、物业协商好规矩，比如所有团购必须提供相关证照资质，“团长”必须由志愿者担任，负责到货后的清点签收和现场消杀监督，还要组建3-5人的志愿者团队完成配送，不占用当值志愿者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部分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另一方面居委得以腾出手去关照老人、服务病人等特殊群体，甚至有精力为独居老人代订做好的餐食。

在疫情期间能做到这样，我想首先是居委对辖区居民结构非常熟悉，清楚哪些是可发动可依靠的力量，哪些是需要兜底保住的群体。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发起公益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和大病患者。如果这些社会资源能及时与社区需求对接，也能缓解一些社区的压力。甚至我想，未来的基层组织设计，未必仅依据“人口”这一项因素，而是把力量根据实际需求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封控在家时看了不少老电影，当年的居委干部、片警，对居民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家亲戚，这得益于“走街串巷”式的工作模式。但如今的人口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水泥高楼的生活习惯也与穿堂风吹过的弄堂有了巨大差异。过去的老办法未必适合当下的环境，但了解居民、依靠居民、服务居民，依然需要基层组织不断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