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路桥即将迎来大修，那日消息传来时，我的朋友，一个叫黑哥的自由广告人，正在浙江路桥上“拗造型”—— 身穿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服，手拿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茶杯，目光眺望远方。

“魔都”的特点，就是允许各种形式的混搭。正如在一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桥上可以拗上世纪60年代的造型，浙江路桥本身，也不仅勾连起苏州河两岸，也和一段特殊的岁月有关。

浙江路桥座落在福建路桥（也叫老闸桥）的上游，这桥曾有一个相当难听的名字：老垃圾桥。因为当时在这个区域，有工部局的垃圾码头，全上海生活垃圾中的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向外省运送。

到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工部局在这里建造一座步行木桥，将苏州河南岸的浙江中路与苏州河北岸的浙江北路连通。

（建造中的钢结构浙江路桥）

短短七年后，木桥毁损，工部局拆了旧桥另建新桥，仍为木结构。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工部局再次将旧木桥拆去，在苏州河上建起第二座全钢结构桥（第一座桥便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用桥梁结构术语描述，桥的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桥面上铺设电车轨道，英商5路无轨电车与6路有轨电车一路“丁丁当当”穿过。到了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原先的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浙江路桥随着上海一同进入恢弘的“银元时代”。

（最早的木结构浙江路桥）

关于桥，似乎就是这点说法了。不过，在浙江路桥桥堍下，位于浙江北路与七浦路交界处的会审公廨，却是见证了华洋杂处的租界时代司法制度变迁的沉默老人。

上海开埠后，西方列强在这里获得了所谓的领事裁判权。作为一种不平等的治外法权，它允许列强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自己的领事法庭，对它的公民所犯罪行进行审理，而主权国，也就是大清国的官员却无权干涉。由此，领事裁判权可称为19世纪殖民时代所派生的最严重不公之一。

当时，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相继起事，迫使大批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人口剧增。华洋杂居的环境中，部分华人的低下素质和犯罪事实，使得如何审理他们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1865年前后，形成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法：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司法机关，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衙门中两个人权力最大，其一为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委派的官员，其二为英帝国领事总馆的领事，由他们一起审理在租界内犯罪的华人。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经验”的积累，苏松太兵备道道台与英美领事协商后订立《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经北京总理衙门与列强在北京公使团核准，公共租界内正式成立了会审公廨，时间应该在1869年。

（上海会审公廨）

虽然在西方人的视角中，这个司法机关的成立，是对大清国法权的尊重，但不可否认，这种奇葩的司法机关的存在，本身就是当时清朝与英国国力悬殊对比的写照。两国间的悬殊差异，不仅体现在国力上，也体现于对犯人的处罚上。来自西方的男女非常不理解《大清律法》何以如此严苛，所有的处罚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仅处罚过重，而且十分残酷。譬如所谓的“站笼处死”，是将一个罪犯关进立着的笼子中，让他的头伸出笼外，并卡在一个洞中。每天，从其站立的那堆石头中取走一块石头，直到其下沉身子的颈项被笼口彻底勒紧，最后窒息而死。这样的残忍是西方人所无法接受的。

会审公廨的地址几经变更，最初是在南京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内，随后迁到南京路菜市街对面，基本靠近现在的第一食品商店附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它搬迁到浙江北路七浦路路口，与苏州河有了亲密接触。也是从这一年起，7000平方米面积、风格为折衷主义、也叫新古典主义的这幢建筑被叫作“新衙门”。

（会审公廨审判华人的情形）

如今的浙江北路181号，就是当时“新衙门”的所在位置，近年来为上海医疗器械九厂的所在地，但目前该厂已搬出，大楼空置。本来建有三幢姐妹楼，其中，关押犯人的“西红楼”和作为办公楼的“东红楼”均已被拆除，红楼北面还有一座灰色的砖混结构五层建筑。那是建成于1929年的“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

这幢五层楼的立面上有爱奥尼浅壁柱，有节奏地一路排列开去，通贯二层至四层；还有不少纹样，带着当年业主或设计师的审美趣味；一楼的门洞显得相当古典，让人回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某个时代。

铭牌上写着大楼的建筑风格为折衷主义，这种建筑风格盛行于1900年前后，正好是“新衙门”建造的时期。遗憾的是，究竟是谁设计了会审公廨，铭牌上没有说明。当我进去采访时，里面只有房管所的办公人员，不要说“会审公廨”，就连医疗器械九厂的影子也难觅了。

也确实难以寻觅。当我们站在即将面临大修的浙江路桥畔眺望这幢建筑，一切都是如此残破，一切都是时间的牙齿啃啮后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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