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街头露宿者的公益组织亲切地称流浪人为“街友”。他们出没于上海火车站、南京路等城市的繁华地带，却鲜有人留意到他们的存在。

流浪的原因各不相同，许多人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进救助站。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救助流浪者的公益组织，填补了社会救助的空白。“流浪者新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每个星期六傍晚6时，“流浪者新生活”的义工们都会给街友准备一顿晚餐，就像一场持续了9年的“约会”。

发饭，就像一场约会。

持续9年的“约会”

天目路高架桥，地处在上海中心城区静安区，车流不息的南北高架从头顶上穿过，这里距离上海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路程，是流浪者救助组织的其中一个发饭点。

下午6时不到，桥底下的街友们已经有秩序地排成一列，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张慧泉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向着大部队走去。他是街友中的“有车族”。一个月前，他靠捡瓶子攒下来的钱买了辆带箱子的三轮车，箱子里放置他随身的衣物和被子。

发饭现场气氛活跃，街友与义工熟络地谈起彼此的近况。“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也是江西的。”排在前头的小熊远远地招呼张慧泉。他们是同乡。就在刚才短暂的交谈中，小熊发现新来的义工里也有一位江西人。

6时，发饭准时开始。街友挨个从义工手中接过盒饭，在高架桥边找地方坐下，边吃边聊。那是9月，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一周，给街友们准备的每一份盒饭外还多加了一块月饼。

“食物只是一个媒介，更多人不只是去发食物，而是去见见老朋友。”义工尤松清说，一顿饭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街友需要的是有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今年28岁的张慧泉是江西抚州人，小时候父母和哥哥都外出打工，2007年1月，15岁的他一个人来到上海讨生活。身高1.73米的小伙子十分开朗，平时不爱说话，但熟悉了以后，他会主动开玩笑。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腿脚不方便，只能靠捡瓶子为生。

在街友当中，80岁的张建民和张慧泉关系最好。老头子是个热情的老好人，在流浪圈子里颇受尊重。张慧泉刚来上海时，跟着老头在豫园附近流浪。捡到的食物，老头都会分给他一点，不让他受欺负。

同为天涯沦落人，最容易互相取暖。陆大姐在街友中认了一个干弟弟，而她正是为了这个弟弟才过上流浪的生活。

陆大姐身穿着一件旧围裙，拎着黑色马夹袋，走两步便气喘吁吁。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去年因头晕被送到急诊，医生一测她的血压达到200，平常人早就爬不起来了，可她硬是扛着。陆大姐是上海人，家境贫困。一位流浪者经常在她家老房楼下露宿，时间长了，她便开始照顾他。“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五年前，陆大姐离开家，两人一起流浪，白天捡破烂，晚上睡在麦当劳里。“我妈说我是神经病，但我就是放不下他。他没有亲人，又患有残疾。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认识他，我不管他谁管他……”

街友们来自天南地北，流浪的理由也各不相同。由于长期混迹于街头，在与他们初次交流中，很多人连真实姓名都不愿意透露。义工的倾听能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慢慢地，他们也愿意敞开心扉，与义工分享自己的过去。

小熊是他们当中最活泼的一个。“我家住址？虹桥火车站西广场的地下通道。说得难听点，就是四海为家。有家的人，不会来吃这个饭。”他刚从救助站洗过澡，身穿一件绿色套头衫，也是站里送给他的。

小熊和“老头”。

小熊老家在江西丰城，是家中独子，因为经常和父母闹矛盾，17岁便出来流浪。“在南昌待了10年，被敲诈过两次，后来听人家说上海好待，没人敲诈，我就来了。”

2006年1月，小熊来到上海的那天，上海还在飘着雪。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捡破烂，白天在地铁2号线捡瓶子卖，一个瓶子一毛八，晚上就睡在南京路。“冬天夜晚下着雪，我没有被子，一躺下，城管就赶我们走。后来我就睡在上海南站，当时还没有虹桥火车站呢。”

办好身份证后的小熊回过一次家，可待了一年后，又回到上海。“在家里没意思，时间久了要和父母闹矛盾。”记者问他现在以什么为生。“以前我帮人家搭过演唱会舞台，后来就在南京路上帮人排队，一个晚上可以拿到80块钱。”

所谓“排队”，就是在某些品牌旗舰店发售限量版的时候帮客人排队购买。然而上一次排队的时候，因为有人插队，小熊和对方吵起来，在派出所被关了一晚。从那以后，他就不想去排队了。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亲戚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小熊从此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说他的爸爸住在养老院，而这已经是2007年的情况了。关于家人的消息，也都停留在他离开家那一年。

“你想过回家吗？”小熊边使劲地摇摇头：“我不想回去，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能让他们知道的。我没有钱，回去丢人。”

看他情绪有点低落，旁边一位老街友拍拍他。“嗨，你还年轻，今晚跟我排队去，明天口袋里就有80块钱了，怎样？”“我不去。”小熊摆摆手。“我年纪这么大了都去干活，你年纪小，怎么不去……”随着一老一少的背影渐渐远去，其他街友也陆续散了。

一周一次的发饭，就像是老朋友间的一次叙旧，分享彼此的生活。夏天给街友理发，秋天送月饼，冬天发棉衣棉被，春天来临的时候，一群来自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义工现场给街友们做一顿饭。青口贝、小龙虾、意大利面、煎饺和英式鱼薯套餐，制作工艺和酒店标准并无二致，让街友们享受了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晚餐。

给流浪者找新生活

每个星期参加发饭的成员不固定，大家提前三天在群里报名，分组并确定领队。发饭当天下午，大伙儿先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快餐店集合，然后分头前往不同的发饭点。来发饭的义工中有白领、公务员、餐厅老板、学生……

尤松清是在浦东张江上班的一名“IT男”，2013年他路过人民广场时第一次遇到“流浪者新生活”的发饭活动。出于好奇心的他询问了现场一名义工。“那天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这座城市里还有这么多流浪人，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去帮助他们。”

尤松清那天询问的义工，是“流浪者新生活”的发起人天天。“以往人们对流浪者总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心术不正，偷鸡摸狗。”然而这些年接触下来，她发现流浪的原因各种各样，而大多数人，只是迫于无奈。“生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沉重打击，有时甚至让你爬不起来。他们所遭遇的软弱和悲伤我们都会有，但我们没走到那一步，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2011年，天天还是一名全职妈妈，那年她的孩子刚满一岁，生产后患上产后抑郁的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做一件在心里酝酿已久的事，帮助那些在上海街头流浪的人。

“一开始我和几个朋友带着食物在徐家汇街头找流浪者。我们很害羞，不知道怎么建立对话。但后来，愿意跟我们聊天的人慢慢多起来，大家敞开心扉，我听说了更多他们的故事，并知道如何在街头找到他们。”这种彼此不带功利心的交流就是发饭的最早雏形。

发饭的过程中，一个人负责发饭，一个人负责深度关怀。公益组织与救助站合作，“流浪者新生活”的团队逐渐壮大到100多人，核心团队30人。很多志愿者周末一有空就会报名来发一次饭，倾听一段故事，这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大多数人流浪是因为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系统的支撑。”天天说，“人处在最底层的时候，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容易铤而走险。而这时如果有人能够给予一点关爱，让他们感受到善意，心态就会有所变化。”

曾经有一个年轻街友在发饭的时候跟义工说：“我今晚一定要去干一票。”对方透露自己即将实施抢劫，义工听了十分震惊。但她冷静后跟街友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今晚抢劫的人有可能会是我。”年轻人听了，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这样的事或许是个例，但简单的发饭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一位中年街友每次都来领饭，义工们鼓励他去找工作自力更生，现在他成了工头，专门为街友群体提供工作机会。一位年轻时当过理发匠的老爷爷因为家境贫困而流落街头，义工给他买了一套全新的理发工具，现在他每日行走在上海郊区，走街串巷地给人理发，五块钱理一个头，而只要是流浪者找他剪头发，一律不收钱。

今年以来，随着从事发饭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天天和她的团队开始考虑“进一步”，在救助的道路上走得更深——给生病街友送医做手术，为露宿老人寻求社会福利，给聋哑流浪者寻亲，帮他们找到回家路……“很多街友希望生活有所改变，他们只是缺一个机会。”而这，也是“流浪者新生活”的意义所在。

霓虹灯下“两个世界”

救助街友，更难在于找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流浪者新生活”的小分队都会到街头寻找那些未被发现的、需要帮助的街友，这个过程称之为“扫街”。

去年10月正值国庆假期，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开街”满月，南京路上热闹得如同过年。一个首次参加“扫街”的女孩疑惑地说：“这个地方可能有街友吗？这里太繁华了……”

南京路上人流如织，而义工却能辨别出身处其中的街友。“城市里的行人都有目的地，就算是游客也会四处张望周边的景点。街友没有目的地，他们不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义工金建说，“他们有的靠着休息，有的在寻找食物，大多处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

张志刚在南京路上流浪五年了。他不愿进救助站，无法接受救助。扫街小分队发现他时，他正坐在一家珠宝首饰商厦门前的台阶上。他头发很长，满脸胡子，身上的衣服很邋遢，对着空中胡言乱语，似患有精神疾病。他的双拐横在身右侧，金建犹豫了一下，从他的左侧靠近，以防他一时激动会拿起拐杖打人。

“吃饭了吗？”金建试探性地问。“没吃呢。”对方回了句。金建递给他一罐八宝粥，他立马打开拉盖，一扫而光。趁着吃饭的空档，义工问起了他的个人信息。

张志刚今年30岁，出生在黑龙江黑河市嫩江的一个小村子里，因患有小儿麻痹而长期拄着双拐走路。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他跟随母亲离开了村子，但户籍还是在村里。

流浪的日子里，张志刚一直靠在南京路捡垃圾为生。“他甚至都不像一个乞讨的人。”金建说，“乞讨的人有钱吃饭，但是他没有钱吃饭。”

第二天，根据张志刚提供的线索，义工帮他联系了老家所在派出所，果然查到了张志刚这个人，但当地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在哪里。由于他有精神疾病，如果找不到监护人，则意味着谁都没有办法把他送回家。

霓虹灯下，南京路上来往穿梭的行人脸上，似乎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而在同一条路上，街友们有的在翻垃圾箱，有人仔细盯着游人手里喝完的塑料瓶子，有人坐在路中间的石凳上休息……身边的人来人往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状态”，这里是他们睡觉生存的地方。

那晚，义工们沿着南京路一路走过去，一个小时内送出了12罐八宝粥，而这些只是愿意接受帮助的街友的数目。有的人不愿意与人交流，志愿者只能随机地挨个询问。“晚饭吃了吗？我们这里有些八宝粥……”只要街友愿意接受食物，对话便建立起来。

春天到来前的寒夜

1月，上海市区气温降到零下6度，义工们在人民公园绕了一圈又一圈，给街友送过冬的棉被和衣物。寒风中，一行人每人手提着十几个物资袋，寻找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身影。

地铁人民广场站18号口外，有一片公园内的绿地。由于不是主干道，晚上行人稀少，只有零星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在寒冷的冬夜，不少街友会把这里的花池当做露宿点。

那一晚，哈利就坐在其中一个花池周边的长凳上，寒风呼啸中，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捡来的某家火锅店的黑色工作服。

他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名字。哈利，是周围朋友给他起的外号。他14岁从一家福利院跑出来，此后在外流浪了20多年。“中间尝试去过其他省市，南边和北边都去过，最后来到上海。”他说。

没有身份证和户籍，就没有办法购买车票，哈利的流浪之路全程靠一双脚走。他最长的一次旅程，是从天津走了3个多月到达上海。

平日里，哈利以打零工为生，在人民广场发传单、在工地做搭建工作，做一些不需要证件、做完可以现场结账的临时杂工。“发传单一天能赚到30块钱，但这种工作只是偶尔才有。”

了解到他的状况以后，义工立即把随身带着的食物递给他，却被拒绝了。“我们这边有自己的规矩，不能要老百姓的东西。”哈利笑笑说。“没关系的，我们就是来帮大家的。”义工一再劝说。“不行，我可以自力更生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收下这份食物。

普通街友一般会随身带着小拖车或者小袋子，里面装着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积蓄、证件、衣服和个人用品。而哈利身无长物，连一件行李都没有。

生活十分艰难，但哈利有自己的坚持。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动力支撑他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对街友来说太残酷了，是义工们不会去触碰的点。”天天说。

离开之前，哈利唯一透露给义工的确切信息是他14岁前生活的福利院的名字。因为哈利不识字，他能提供的只有读音，而时隔多年，这家福利院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能找到福利院，或许就可以找到帮助他恢复身份的方法。”天天说，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要有希望，不是吗？

冬去春来，过了这个寒冬就是新的一年。小熊说，过了这个年，他要找一份新活儿，等赚到了钱就回家看看。张慧泉经人介绍，准备到社区做垃圾分拣员的工作。陆大姐还是每天与“弟弟”在这座城市结伴流浪……有的人渴望改变，有的人盼着重返家园。

这段时间，陆续有找到工作的街友来跟义工们分享新工作的喜悦，还有街友在脱离困境后成为志愿者，继续帮助其他人。

或许只有在最寒冷的角落，才更知温暖的可贵。在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之中，每天还有多少这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存在，我们不得而知。而发现这些被遗忘的个体，或许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的能力和责任感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