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就出现边境交易，战国时期我国货物从东海经马六甲海峡输至印度，秦代中日之间已有人员和货物往来。有贸易就会产生摩擦，商贾之间的摩擦多因利益而起，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往往不在于经济利益，而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技术外泄与国防安全

秦朝已开始对对外贸易进行管理，《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规定：“客未布吏而与贾，貲一甲。”“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意思是对外贸易须持有通行凭证，交予官府才可以进行贸易，要不然就面临着罚款。《法律答问》还规定禁止珠玉偷运出境：“盗出珠玉邦关及卖于客者，上珠玉内史，内史材鼠购。”被告发偷运珠玉出境卖给邦客，珠玉上缴内史，告发者由内史酌情奖赏。

汉初，高祖自平城之围后，与单于结为兄弟，边界贸易开始兴起和活跃起来。张骞通西域后，汉代先后开辟陆、海“丝绸之路”，对外贸易规模明显扩大。中国丝绸源源不断输出，羊毛、象牙、珊瑚、宝石等持续不断进口。汉朝对外贸商品基本采取放任措施，但严令钢铁贸易。这是为何？因为钢铁是当时的核心技术。

我国到春秋中晚期，开始钢铁冶铸。西汉时，“百炼钢”技术兴起，工匠在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增多反复加热锻打的次数，使夹杂物减少、细化和均匀化，显著提高钢的强度和质量。西汉末期又发明炒钢技术，钢铁技术又一次实现革命性的飞跃。《太平经》记载：“使工师击冶石，求其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耶。”钢铁逐渐取代青铜器，在工业、农业和军事中的作用愈显重要。

匈奴冶铁技术远远落后于汉朝，铁制兵器严重短缺，大多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多次大胜的重要基础。大臣晁错在上书汉文帝的《言兵事疏》中，分析汉朝与匈奴作战的军事形势，认为武器精良是汉朝士兵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之一。为了保持技术优势，《汉书·两粤传》记载，吕后时，就“禁南越关市铁器”“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骡骑将军霍去病发起第二次河西之战，率精骑万人，进击河西匈奴。战后，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之众牵着牛羊到长安向汉朝投降。汉朝商人问讯，纷纷用兵器和铁器与匈奴人交换牲畜。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判处五百多人被死罪。《汉书·汲黯传》为此记载：“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

除了铁之外，兵器同样是严禁出口的物品，《汉律》规定：“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当汉朝已经大规模使用杀伤力非常强的弩时，少数民族还在使用弓箭，甚至箭镞都是用骨头制成的。为此汉朝法律明确规定：“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古代作战和运输离不开马，马是军队必不可少的装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也，国之大用”。因此，也在汉朝严格控制出关之列。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三月，汉朝规定：“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到了汉武帝时，因连年征战，马用量大增，进而将禁止出关的马的身高从五尺九寸降低到五尺六寸。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对冶铁业管理更加严格，采取一系列严格措施，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任用孔仅为大农丞，在全国49处重要冶铁地区设置大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各冶铁作坊以铁官所在郡县地名作为产品的标记，进行严格统一的编号标注制度。汉朝严禁私自铸铁，有敢违反者将受刑罚，其冶铸所得财物一律没收。《史记·平准书》记载：“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

正常贸易得不到钢铁技术，北方少数民族就采取各种方法获得，甚至不择手段。有的通过走私，有的掠取汉朝工匠，有的强买。乌孙本是汉朝的联盟，曾经与汉朝联合打败匈奴。当匈奴由盛转衰，逐渐退出西域时，乌孙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有一次，那位喊出过“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和汉成帝谈起乌孙人的威胁时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认为之前双方交战，常常五个使用青铜兵器的乌孙士兵才能抵挡一个持有钢铁兵器和身穿铠甲的汉朝士兵。后来乌孙人学习了汉人的钢铁冶铸技术，实力提高到以三抵一。

到了东汉，同样禁止铁器出关。鲜卑原本是一个受匈奴奴役的少数民族，后来逐渐摆脱其控制。公元141年，一支鲜卑雇佣队伍完成了在甘肃的兵役以后，要求用汉朝政府付给他们的工钱购买铁器。边境官员以法律禁止为理由加以拒绝，鲜卑兵威胁放火烧掉该地的丝绸仓库，汉朝官员最后不得不屈服。鲜卑强大后，和汉朝时战时和。从168年到170年，汉朝军队被鲜卑人击败十几次，蔡邕在一份奏议中说：“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认为汉朝军队战败是因为边关把关不严，精良的铜铁被鲜卑人获得。再加上人才流失，“汉人逋逃，为之谋主”，使得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熹平六年（177）八月，东汉灵帝命护乌桓校尉夏育、中郎将田晏、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出塞二千余里分三路进攻鲜卑，结果被鲜卑人打败，战士死者十之七八。夏育等三人各率数十骑逃回，皆以败军之罪免为庶人。此后，鲜卑兵势更盛，连年进犯汉朝边境。

商品质量与外交安全

唐朝对外贸易更加繁荣，长安街各国商贾络绎不绝，来自亚洲、非洲的商人行销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又运走中国的丝绸、瓷器。其中回纥（后更名为回鹘）是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少数民族。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实力不足，向外借兵平叛。756年、757年、762年，回纥三次派大军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河北等地。唐朝大加赏赐，双方和亲，葛勒可汗嫁女给唐朝敦煌王，唐朝6位公主先后嫁给回纥，双方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

与之同时，双方开始长期的绢马贸易，唐朝以40匹绢换取回纥一匹马，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唐朝和突厥的交易，当时突厥一匹马的价格不到30匹绢。为了维持双方的关系，唐朝只能吃下哑巴亏，但回纥每年动则以几万匹马向唐朝倾销，80年中一共向唐朝倾销300万匹马，换回2000万匹丝绸。“安史之乱”后，唐朝对战马需求减少，数量如此庞大的绢马交易给唐朝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再加上战乱，国库空虚，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绢交易，造成债台高筑。《旧唐书》为此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大历八年（773年）十一月，回纥又带了一万匹马来唐朝交易。唐代宗最初只愿意购买一千匹，在将领郭子仪等人请求下，命令允许交易六千匹。不能共赢的贸易难免走向失信，不守诚信的贸易难以走得更远。唐朝和回纥为此贸易纠纷不断、摩擦频繁，以至关系恶化，引发边疆生烟，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到唐德宗，双方重修于好，回纥请求唐朝将国名回纥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双方又开始绢马贸易，但回纥常常以病弱驽马强卖强售。《新唐书》记载：“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唐朝欠回纥已经累计达180万匹绢，不堪重负，同样以次充好，用质量差的绢进行贸易。

回鹘人并没有见好就收，反而养成骄横跋扈的习气，来到长安、洛阳等地从事商贸活动，因享有特权而常常胡作非为，放火烧了东京圣善寺和白马寺，造成百姓死伤上万人。大历十三年（778年），回鹘人又在洛阳侮辱唐朝官员。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后，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杀一杀回鹘人的威风。唐德宗命令回鹘使者、合骨咄禄可汗的叔父董突带着他的手下回国。董突到了振武，停留了几个月。八月，唐朝将领张光晟故意激怒董突，随之杀死董突等上千人。唐朝和回鹘关系陷入低谷。建中三年（782年）五月，唐德宗派源休出使回鹘。回鹘没有要求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是“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在回鹘看来，维持贸易比人命更加重要。后来，唐朝给了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抵偿20年所欠马价，此事算暂时消停下来。

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合骨咄禄可汗再次致信唐德宗，请求和亲。最初唐德宗坚决反对，经宰相李泌力劝，德宗才最终同意。由翰林学士陆贽纸笔起草外交国书《与回鹘可汗书》，答应将女儿咸安公主嫁为回纥王后。回纥亦表示减少马匹出口，双方均答应严格控制马和绢的质量。

和亲成功后，贸易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远嫁回纥的咸安公主曾为外贸商品质量问题，多次给唐朝写来奏论。阴山是唐朝和回纥的跨境交易集市，唐代诗人元稹在题为《阴山道》的诗中写道：“年年买马阴山道，马死阴山帛空耗。”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写了一首与元稹同题诗《阴山道》，生动描述当时情景，一方面，“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另一方面，“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指出了唐朝绢两个问题，一是疏织，像藕丝蛛网一样；二是短截，唐朝规定丝织品标准为阔一尺八寸、长四丈，而唐朝给回鹘的仅长三丈余。陈寅恪先生读到这首诗时曾经标注：“其恶滥至此，宜回鹘之诉称无用处矣。观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既无益，复可笑。乐天此篇诚足为后世言国交者之鉴戒也。又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乐天此篇则并言之。”认为白居易这首诗可以让后世国家交往警惕、警醒。

元和二年（807年），唐宪宗下令整治以次充好的问题，“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双方互派使节，重新约定规则，各自规范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可以互相申诉的制度，绢马贸易才延续下去。

唐朝和突厥的绢马贸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开元九年（721年），唐朝和突厥绢马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但不久突厥指责唐朝故意延迟交付绢，退却突厥马太多，而绢质量差；而唐朝指责突厥大量向唐朝出口马匹，不符合要求的劣马不能强卖。宰相张九龄为此先后代唐玄宗写了三封国书《敕突厥可汗书》，抱怨“其中老弱病患及躯格全小，不堪驾驭，如何总留？”要求“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双方时常产生贸易摩擦，不时陷入冲突的僵局。

货币交换与经济安全

宋代国内外贸易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2%来自外贸关税，宋高宗曾经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力”。经济和外贸快速增长，造成对铜钱需求量大大增加，宋代铸钱数量比唐代提高许多倍，以至于铜不够用。秦汉至隋唐的铜钱，铜含量一般在80%以上，宋代由于铜材缺乏，铜含量降低为60%～70%，铜质下降。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支撑经济运转，于是宋朝就开始使用铁铸钱。

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冶铸》说：“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事实上，自汉朝开始，各个朝代都发行过铁钱，但范围很小、数量有限，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而宋代使用铁钱是大规模、长时间的。北宋平定后蜀，由于四川铜贵，政府财力不足，只好允许铁钱继续流通，后来萌芽纸币“交子”。直到宋朝灭亡，四川始终是国内重要的铁钱流通地区。铁钱价值低、分量重，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不是理想货币。《宋史》记载，在四川买一匹骡，要付一百三十斤重铁钱。宋朝铁钱没有仅仅局限四川，在对外贸易交往中，亦长时间广泛使用铁钱，其中另有隐情。

当初辽宋关系融洽时，双方一直做香药、犀、象牙、茶等交易。景德初年（1004年），双方又重修于好，不仅之前的交易依旧，而且增加了“缯帛、漆器、粳糥，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此时通过贸易从辽国流到宋国的钱主要是铜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铜钱不足。

辽国统治区铜矿和铁矿都非常丰富，《辽史》记载：“先代撒刺的为夷离荃，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今辽宁省鞍山市首山、河北省平泉市罗杖子等地都发现大型冶铁遗址。不缺铜和铁的辽国很快发现问题，不仅禁止铜钱出境，而且铸铁钱换取宋朝铜钱。《文献通考·钱币》记载，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泽州知州李昭遴进奏：“北虏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由此可知，辽政权铸造铁钱并非用于境内交易流通，而是让大量的铁钱流向边市，通过贸易换得宋朝铜钱。

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送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朝铜钱源源不断倒流往辽地，货币需求量加大，铜原料再度紧张，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安全。历代宋朝皇帝多次三令五申，严厉禁止铜钱外流，然而并没能阻止辽国以铁钱换取宋朝铜钱。《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载了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澈出使辽国所看到的情形：“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为防止铜钱外流，宋朝政府在边境路州等地强制推行铁钱，在部分地区禁止使用铜钱，创建铜、铁钱交换的隔离带，以减缓对铜产量需求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地铜荒。

宋朝和西夏贸易中，同样使用铁钱，在晋州等地铸造大量小平铁钱和当十大铁钱，又在南方江州、池州和饶州等地铸造铁钱输送到陕西，铁钱流通区域扩展到陕西和河东。但很快宋朝发现，西夏对宋朝铁钱来者不拒，进而发现，西夏不善于开采铜、铁冶炼，但锻造水平很高，依靠从两国商业贸易所得的铁钱而重新回炉熔化，制作出的兵器韧性好又锋利且不易断裂，在双方交战中兵器常常占据优势。有鉴于此，有大臣向宋朝进奏：以铁钱和西夏交易，无异于在以铁资敌而为虎添翼，因此不妨在铸造铁钱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锡或其他金属而使之变脆，令西夏得不到好铁，制造不出利器。朝廷准奏，很快在宋朝与西夏接壤的西北地带，一种似铁非铁的钱在市面上悄然流行。西夏人以同样的工序流程和技艺，熔化铁钱却再也不能锻造出利器，很长时间百思不得其解。

公元1125年，金国灭掉辽。靖康二年（1127年）又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靖康之变后，成为宋朝大敌的金国一方面运用战争掠夺南宋的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南宋贸易获利。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南宋政府同样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南宋思想家、大臣叶适在《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中说：“始作铁钱，非要添此一项泉币，盖专以绝铜钱渗漏之患尔。”后来宋朝又进一步扩大铁钱区，在邻近金国的淮南、淮北、京西和湖北荆门等地改为使用铁钱。而此时宋朝已经处于风雨缥缈之中，铁钱区成为不了货币保护的铜墙铁壁，而且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百姓财富缩水。

从古至今，对外贸易从来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其背后是技术、质量和金融的较量，直接影响到国防、外交和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更高平台上，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对外贸易，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