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涌入，上海出现了一大批西式学校。上海600多所中学里，百年以上历史悠久的也是比比皆是，在西式建筑和老城区的环绕下却别有一番风味。

和已经268岁的敬业中学、166岁的徐汇中学和第九中学、155岁的第八中学等相比，这所刚刚迈入百年的中学可能只能算是后来者。但这所学校的校史上，也留下了响当当的人物和值得回味的故事。

 李敖曾经在此“记大过”

1941年学校改名为缉槼中学，1948年冬天，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全家由北京到天津，搭船来到上海，居住在提篮桥附近的上海监狱对面。为了学业不中辍，李敖选择了在上海继续念书，恰逢缉槼中学（现上海市市东中学）春季班招生，李敖一考而取，成为缉槼中学的一名初一新生。在缉槼中学的读书经历，给少年李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李敖自传》一书中，李敖惊叹于当时的校舍，形容为“漂亮、优雅、精致”、“太贵族了”，更用“小李飞刀”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在缉槼中学读书期间的故事：不懂上海话引起的不便；跟不上英文课程；因为误伤同学而受到学校记过处分。李敖在缉槼中学读书三个多月，于1949年5月11日坐船赴台。

李敖

2005年，李敖曾来到上海，在行程中留出时间，特意去了他中学的母校——当年的缉槼中学，现在的市东中学。

时隔56年之后再次来到学校，李敖对学校的变化和发展感到很高兴。曾经和他一起读书的同班同学和当时教过他的几位老师也和学校校长、老师、小学弟小学妹一起欢迎他的到来。

在学校礼堂，李敖说，在缉槼中学只有三个月，却得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而学校里面也应该有这个记录，原因就是拿刀扎同学。不但赔了医药费，而且还记了大过。为什么，因为英文开始跟不上，上海话也不会讲，所以一开始有点被欺侮的感觉。有一次，在中午休息时候刻图章，有个同学对我有所冒犯，一冲动，就拿出刻图章使的很细很长的小刀，向那个同学丢过去，那个同学就跑，可是刀跑得比人快，刀子扎在地板上，但在脚冲过去的时候正好扎在刀子上。李敖就戏言：并不是刀扎他，而是他扎刀，解释不清。

教育学家吕型伟的“教改前线”

1916年，时任上海商会主席的聂云台“因思本市东区人烟稠密、苦无良好学校、儿童失学者多”而捐献土地，由工部局创办学校。为纪念其父聂缉椝（曾国藩的女婿），取名“聂中丞华童公学”。1941年改名“上海市立缉椝中学”，1951年定名“上海市市东中学”。

聂缉槼

聂云台创办市东中学固然有着实现先父遗愿的因素，所办学校保留国学，引进西学，同时作为一名实业家，他认识到发展中国的实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与注重培养人才，他认为：“东区以工人居多数，应注重职业教育，余因请于工部局，设金木手工科，欲使学生毕业后有工业上之基本知识，及实际之技术训练。”这在旧中国、旧上海，从教育的视角看，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切实的举措。

聂云台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学校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由于地处工厂集中的沪东地区，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早在1919年，以费达夫（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为代表的聂中丞华童公学的广大学生就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举行罢课，上街演讲。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费达夫动员了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同学参加全市规模的罢课和义演等活动，1931年2月，费达夫等23位志士在龙华惨遭枪杀。1943年起，学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蓬勃开展，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救济失学儿童义卖活动，“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示威活动，欢送上海人民请愿团去南京“6·23”反内战大游行，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斗争，直至上海解放。

市东中学是吕型伟教育思想的发源地，“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教育缔造和谐”的人文思想是吕型伟教育思想的精神内核，至今仍对市东中学乃至中国基础教育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1951年，学校改名为“上海市市东中学”，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吕型伟担任校长。吕型伟担任市东中学校长的八年期间，在探索社会主义新教育的办学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三班两教室”、“课堂密集提问法”、“两个课堂并举”、“普职渗透”等先进办学经验，创办了上海最早的校办工厂等，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影响了上海和全国，使市东中学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吕型伟也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并在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

吕型伟

历史悠久的市东中学，也是培养劳动人民子弟的摇篮。学校本着“培养劳动人民子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宗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涌现出了国防科学教育家徐后华、文博专家李俊杰、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副总干事钱积惠、著名女导演鲍芝芳等众多党政领导、科学家、外交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被教育界誉为“市东现象”。1960年市东中学作为上海基础教育的唯一代表光荣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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