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共产党宣言》2018年版序言

1919年夏，火辣的阳光下氤氲着湿热的空气，一艘日本商船缓缓停靠在上海口岸。汽笛轰鸣，人声鼎沸，一位身着日本学生装的青年疾步如飞，穿行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他的行动引起了码头上几位青年的注意：一身“日货”，莫不是日本人？彼时的中国正陷于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抵御外敌、抵制日货风潮正盛。一路被紧盯不放的青年见状，转身走进一家客栈，请茶房代为置办了一身灰色的中式长衫换上，这才继续赶路。

青年陈望道

这名青年，便是时年28岁的陈望道。响应“五四”感召，他刚一结束在日本的学业，便匆匆启程，赶回了阔别4年的祖国。一年后的1920年8月，仍是在上海，由这名青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拉斐德路（即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问世，将共产主义带到了巨变中的中国。

300多天后，1921年的7月23日，在距离这里直线距离仅约500米的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革命自此翻开了开天辟地的崭新一页。

又新印刷所旧址

“能担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1848年2月，一部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划时代文献在伦敦出版，年仅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只是一本封面简单朴素、仅有23页的德文小册子，但它的出版，却开启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此刻的东方，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出路。

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数十年间，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文本就已传入中国，由《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刊载其只言片语。1919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并在文中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刊物也对《共产党宣言》的片断进行了摘译。然而，却一直没有人对其全本进行翻译，这成为了当时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急盼之事。

1919年6月，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很快获得盛名。翻译《共产党宣言》，也被编辑部迅速提上日程。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曾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热忱。不过成日忙于编辑事务的他因翻译难度较高，也深感力不从心。

足以让一众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可见翻译《共产党宣言》绝非易事。在戴季陶等人看来，要完成这项重任，起码得具备3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

戴季陶与《星期评论》

戴季陶考虑，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问题是谁能担此重任？戴季陶向时任《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的邵力子诉说了难处。“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经过一番思索，邵力子推荐了自己的老乡。

选中陈望道，不仅是因为陈邵二人有同乡之谊、交情莫逆，陈望道还常为《民国日报》撰稿。更关键的是，满足戴季陶提出3个条件的，放眼全国，区区数十人，陈望道恰恰是其中之一。

在后来的研究者们看来，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绝不仅仅是巧合，更是必然。“历史选中了陈望道。”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霍四通说。彼时的陈望道，早已凭借在“一师风潮”中英勇挺立于“五四”钱江潮潮头的奋斗气概，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崭露头角。

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1920年2月初，因“一师风潮”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接到了邵力子的来信。“力子先生此时来函，有什么要紧事？莫非是想让我为《民国日报》撰文？”陈望道边撕开信封边思忖着。

陈望道少年时代与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相信“实业救国”，他16岁时就离开山村，来到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随着眼界的扩大，他觉得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非远赴科学技术发达的欧美不可。可惜限于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他未能如愿西行，退而求其次东渡日本。

在日本，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喜欢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积极开展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并终于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回国后，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受邀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成了校园里最锐意的革新者之一。他与同校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师一道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被并称为“四大金刚”。一师也在校长经亨颐与一帮进步师生的影响下，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学生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引发轩然大波，陈望道等人也被扣上了“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在当局下令调离校长经亨颐之际，一师学生纷纷请愿，浙江督军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学校。“一师风潮”由此震动神州大地……

施存统

展开信函，读到戴季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陈望道会心一笑，这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一师风潮”中他就已经领悟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此后不久，陈望道“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定大有裨益！于是，陈望道几乎不假思索便作出决定，提笔复信欣然应允。很快，戴季陶从日本带回的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寄到了陈望道手中，作为翻译底本。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陈望道说：“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它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在浙江义乌西北方向，距离县城40里处，有一座四面环山、山水相依的小山村，村前有一个水塘，水流两分而去，流向义乌和临近的浦江县，小村因此得名“分水塘”。陈望道便出生成长于此。

峰清波绿，风景秀丽，远离尘嚣，对译书而言，分水塘堪称一处绝佳之所。

陈家克勤克俭操持多年，购田置屋，家道达于小康，在1909年盖起了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恰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方圆15亩地的小山村里逐渐热闹起来，陈宅里却不见陈望道的踪影。

陈望道故居

原来，为了避开各种干扰静心译书，陈望道躲进了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这是陈家早年搭建的旧宅，如今早已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屋里除了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再无他物，陈望道却一眼相中，他将铺板架在长板凳上，白天当桌，晚上当床，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笔墨纸砚，就开始了“闭关”译书的日子。

“有一个……有一个怪物……”不顾条件艰苦，陈望道赶忙开始埋头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边翻译，口中一边念叨着，字斟句酌后，终于落笔写下第一句译文：“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山间的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入夜后，刺骨寒风更是透过门窗缝隙闯进屋内，冻得陈望道手脚发麻，连握笔写字也有些颤颤巍巍。实在冷得吃不消，他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往手心里呼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一盏昏黄的小油灯，便是陈望道每晚的唯一陪伴，不仅照亮了破旧的房屋，也点亮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曙光。

柴屋内的陈望道全神贯注，争分夺秒，连回家吃饭也顾不上，每日三餐都由母亲张翠姐送来，他也只是匆匆吃上几口，便又回到铺板搭起的“书桌”前。加上每天熬夜，没过几天便消瘦不少。

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老母亲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送去给儿子补补身体。“粽子刚出锅，蘸蘸红糖，快趁热吃吧！”母亲搁下碗碟反复叮嘱。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连头也没抬，继续伏案还在低头写字。

为了不打扰儿子，母亲便转身出去了。“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关切地问道。“够了，够甜了。”陈望道连声答。

义乌陈望道故居内的陈望道塑像

过了一会，母亲进屋收拾碗碟，只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愣，而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专注于译书，竟错将墨汁当作了红糖，蘸着吃粽子也浑然不觉。直到母亲道出原因，一头雾水的陈望道才抹着嘴巴笑了起来。

在杨浦区国福路51号，有一幢修葺一新的三层小楼，这里是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的旧居，如今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身份重新开放。展厅内，陈望道使用过的笔墨砚台，仿佛也在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无声地诉说着百年前的故事。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则“蘸着墨汁吃粽子”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

墨汁为什么这样甜？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正因如此，无数革命先辈才甘愿吃百般苦、受千般难，上下求索，奋勇前行。

国福路51号陈望道旧居

靠着这股信仰的力量，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在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一字一字地推敲，经历了一个个苦苦攻关的日夜，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走进柴屋时，仍是寒风萧瑟的季节，当他小心翼翼整理好文稿，迈出房门，已是谷雨时节，山花烂漫，惠风和畅。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就在翻译完成差不多同一时间，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来上海担任编辑。原来，戴季陶接到孙中山先生电召需回广州，编辑部商议后认为陈望道是最佳的接班人选。颇感欣喜的陈望道不多迟疑，便带着刚刚完成的译稿赶到了上海。

5月1日，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一同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不久后，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也是成员之一。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原本计划连载《共产党宣言》的《星期评论》，却因当局对刊物实施邮检发行受阻而不得不突然宣布停刊。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眼看着就要无缘面世，这可如何是好？这让陈望道一时有些焦急。

“能否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出版一册单行本？”6月27日，陈望道找到了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学生俞秀松，俞秀松与陈望道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正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开展建党工作。

次日，书稿由俞秀松交至陈独秀手中。陈独秀对陈望道一直颇为赏识，还曾邀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顾不得等待，陈独秀马上翻阅起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一口气从头读完，陈独秀不禁拍案叫绝，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并拜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作对照。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一版

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良运动，时隔百年来看仍十分流畅，一些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随处可见，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凝练而又有气势的文字，令陈独秀与李汉俊连连称赞。

“翻得非常漂亮，工人、老百姓都看得懂。”在霍四通看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堪称一个里程碑，极大助力了此书的传播，“可能至今无法超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印刷机构要上哪去找？正在上海的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代表维经斯基得知此事，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交给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又新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成立，几经波折，《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付印了。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第二版

1920年8月，这部定价“大洋一角”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正式出版。首译本采用竖版直排，用5号铅字，全书共56页，原本是水红色的封面，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的照片，上面写着：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上面还印着一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社小丛书第一辑”。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紧张、任务急迫，且为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该书水红色封面版的封面将“共产党宣言”误排成了“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

“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

“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1920年8月17日，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维经斯基这样写道。

如他所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阵购买与阅读的热潮，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尽，9月重印的1000本改正了书名与内文的错误，并将封面换成了蓝色的马克思头像，一上市也旋即售罄，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和《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传播之广可见一斑。

面世后的20多年里，《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还登上了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陈望道开始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迷惑敌人，各出版机构也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仍如星星之火般，形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

回望这段历史，《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从策划、选人到出版、传播，除了翻译是由陈望道在义乌老家完成，其他关键环节都发生在上海，这并非是一个偶然。上海是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也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生产力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实现思想的转变，并在上海聚集，这些都是促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的重要原因。

反过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成立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要求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并同时寄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它的熏陶下，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61年5月1日，在上海市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上，毛泽东与陈望道（前排左三）、周谷城等亲切交谈

1936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3本书之首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自1920年起，毛泽东一直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要的必读书目之一，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加以理论创新。他1939年底时曾在延安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毛泽东批注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教育和激励过的革命者不计其数。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遇见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到:“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邓小平也曾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日月如梭，风云变幻，距离《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已过去整整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案。直到今天，它所传递的真理力量，仍将指引我们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