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街头，深宵静谧犹如空城。路两旁街灯通明却不见人影，120急救车呼啸而过，留下阵阵警笛声刺破长夜。

坐在驾驶舱里的刘轶深吸了口气，稍微缓解一下闷在防护服里五个小时导致的大脑缺氧。车后部的医疗舱内坐着一名护士、一名急需送进病房的重症患者。仪表盘里的指针稳稳落在60公里，他定了定神，握紧方向盘，仿佛这方向盘上，正系着三个活生生的人命。

这是一支120急救车队，十多天来不分昼夜地奔走在武汉的各大医院间，接送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团队8名司机均来自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年纪最大的陆志刚生于1972年，最小的孙俊刚过34岁生日。作为上海第一批驰援武汉的急救车司机，他们当初是从100人当中被挑选出来的。

一名驾驶员开着救护车转运病人的途中。

画面中依次为上海120驾驶员薛凯华、孙俊、侯敏杰、阮盛、刘轶、陆志刚、沈骏、曾杰。本文图片均来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赖鑫琳 摄

年龄50岁以下，在急救中心工作10年以上，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过非典、埃博拉病毒的病患转运，以及汶川地震救灾、都江堰援建、世博会、进博会、亚信峰会等大型活动的保障工作。

2月8号晚上22:30接到任务，2月10号凌晨，八个人乘坐普快专列的绿皮火车到达武昌站。“我们都是自己写的请战书。”出发前，来送行的家属从火车站分别就开始掉眼泪。那天，刘轶的家属没来送行。接到任务后，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老家便只身奔赴前线。归期未定，他也不知道下次重逢会在什么时候。

驾驭员阮盛（右）和队友在分装防护装备，这是给当天出车队员使用的。

【出车：缺氧时深吸两口气】

这是他们来到武汉的第12天。早餐过后，队员们开始对驻地酒店的房间和公共活动区域进行消毒，仔细清点物资。留一人在值班室，其他人陆续走下楼，来到离酒店不足100米的武汉120救急中心门外，开始给队里的5台急救车做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主要围绕水、电、油、轮胎和车辆四周进行，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医疗舱的负压装置。”急救车是负压车，通过负压机，把急救车后部医疗舱被污染的空气过滤后排到车外。疫情期间，这相当于一道救命的关卡，司机需要每天仔细检查车辆的负压值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一名驾驶员在出车前排除车辆故障。

驾驶员和医护人员在出车前对救护车上的装备进行清点排查。

一名驾驶员向车队的车钥匙喷洒消毒液进行消毒。

检查无误后，几个人回到酒店的值班室待命。值班室也是一个酒店房间，他们身穿统一的红白色队服，围着一张小圆桌或坐或站。一上午的时间过去得很慢，等待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轻松，因为对于当天的出车任务，一切仍是未知数。“你看我们上午为什么没有出去，是因为他们在收集信息。”一旁的队长刘轶细声跟我说。

刘轶口中的“他们”，是武汉急救中心。他们负责收集信息和急救车辆的调度。哪些医院现在有床位，哪些地方有人需要转治，转治的人员中轻症有多少、重症有多少，需要多少台车……等数据收集整理好以后，向各车队长派发任务。“真正的出车时间基本上都在下午和晚上。”

停放在武汉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整齐的排着队，其中就有上海120驾驶员驾驶的救护车。

刘轶车队接手的一批新车辆设施还不完备，厂家工作人员正在逐一进行登记。

来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刘轶的手机响了一下，当日的出车任务派发下来了，他们要前往一个隔离点将病人转运至火神山医院。刘轶将这单任务派给了孙俊和侯敏杰。两人接到任务后立即起身，提着防护装备飞奔到各自的救护车辆旁，开始快速地穿戴防护装备。跟车的医护人员来自内蒙医疗队，他们也在穿戴防护装备。20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进入驾驶舱，点亮警灯，出车。

“其实从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强化培训穿脱防护服了。”侯敏杰说。防护服是一次性的，每出一次车，防护服通常要在身上穿5到6个小时，直至当天任务结束。护目镜、手套、口罩都不能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精神状态高度紧绷，有时一天要连续到好几个点位接运病人，回来时已是晚上10点钟。

穿着防护服开车，对驾驶员影响最大的就是护目镜起雾。“开车时间一长，护目镜里的雾气就凝成水滴，什么都看不清，这时你不可能把护目镜摘下来擦。”为了防止起雾，驾驶员每天都会用碘伏擦拭护目镜，“不擦碘伏，戴上去5分钟就全看不见了。”

队长刘轶接到出车任务，在手机上安排人员出车。

120驾驶员侯敏杰和来自内蒙古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出车前穿戴防护服。

孙俊驾驶的120急救车跟随侯敏杰的车进入了一家隔离点接病人。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是缺氧。”戴着N95口罩，如果只用鼻子呼吸很容易缺氧，但如果用嘴呼气，呼吸量太大，雾气形成的速度会加快。“所以我们只能用鼻子呼吸，实在受不了就深吸两口气，缓解一下大脑的缺氧。”侯敏杰说，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深吸两口气，然后慢点开车，一点一点仔细观察路面情况。

“缺氧的直接表现就是反应变慢，然后容易瞌睡。”防护服很闷，5个小时下来，人会迅速疲劳。如何缓解缺氧带来的疲劳？“我会把收音机打开，跟着他唱歌，或者跟边上的医护人员讲话。”每次出车，都有一位来自内蒙古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跟车护送病人。出发时，医生坐在副驾驶位置，下车接病人后，就和病人一起坐进医疗舱。

一辆急救车的狭小的空间，被严格划分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重污染区。“驾驶舱是最干净的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重污染区，脑子里必须有一根弦。”记者原本坐在副驾驶舱，跟患者一起下车后再上车，侯敏杰就不允许再进入驾驶舱了。

【风险：每天出车量摆在那里】

隔离点设在市郊的一家酒店内，有6层楼高，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唯一入口处有几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守。

抵达隔离点后，车上医护人员下车和隔离点工作人员核对患者信息，进行交接手续。急救车是没有车牌的，信息要反复核对，病人的姓名、年龄，甚至于性别，都要核对清楚，因为带着面罩根本就看不出来。

一刻钟后，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患者带着行李陆续上了救护车，车队驶离隔离点，再次前往20公里以外的火神山医院。这些被确诊的患者将在火神山医院接受治疗。

进入火神山医院，工作人员向侯敏杰驾驶的救护车喷洒消毒液。

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引导救护车上患者下车前往病房。

孙俊向跟车的护士打听病人的安置情况。

“我们的职责，是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完成转运病人的任务，同时确保每一名车队成员的安全。”作为队长，刘轶时时倍感压力。“我们运送的都是重症患者，具有很强传染性，因此每一个防护环节都要严格按照规范去操作，不得有半点纰漏。”

在上海急救中心，刘轶是机动班的一名驾驶员，这是他第一次带队。今年38岁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就进入120，开了14年急救车。“机动班平时承担的任务就是突发事件，今年1月上海疫情爆发时，我就开始接送确诊病人了。”

然而在武汉，每天面临的情况和工作强度都与上海不能同日而语。“压力肯定是有的，每天的出车量就摆在那里，你跟病人接触的数量越多，你的风险就越高。”他给记者看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出车记录单，每一行窄窄的信息背后，或许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任务。

薛凯华最多一天跑了150公里，开了6个多小时车。他当天下午三点出发，回来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他前后去了雷神山、火神山、金银潭三家医院转送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人送到医院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直接就送进了ICU。

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防护服不能脱，生理问题如何解决？和队员们聊天中，总绕不开“纸尿裤”这个话题。曾杰知道自己今天要出车，从早饭后就一直把纸尿裤藏在身上。“这是为了节约时间，一旦接到命令，直接穿起来就可以走。”

刘轶说自己是不穿的。“我很不习惯，就算穿着也不一定能尿得出来。”而他的方法就是忍，“我基本可以坚持4个小时以上。”虽然对自己要求高，但他还是会跟队员们说：“如果你们实在不行了，就在对讲机里呼叫，先撤回来，我重新派车去。”

侯敏杰的最长记录是连续工作7小时。“2月11日下午2点多接到通知，到第一人民医院转了两车病人，来回四趟。其实两个医院之间相距也就7公里，但交接的时间很长。”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熬的，驾驶员不能下车，隔离服又很闷。“我在最后一家医院门口等了半小时，当时浑身已经湿透，最后实在憋不住了……”

【团队：从不相识到成战友】

就是这样一支八人小团队，坐着绿皮火车从上海来到陌生的武汉，不分昼夜地奔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让许多危重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救治。

“我们这八个人里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侯敏杰心细，在队里担任财务统计；刘轶雷厉风行，有任何事都冲在前头……“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有1000多名员工，偏偏选中了我们八个人，有些人原来根本不认识，却因为今天的武汉而成了过命的战友。”

八个人中有的大专毕业，有的本科毕业，但他们在上海历届急救队伍技能比赛中，都是前三名的种子选手。救护车司机除了驾驶能力，还需要辅助医护人员完成很多急救行为。“比如做CPR（心肺复苏），我们的标准和医生是一模一样的，急救车驾驶员每年要进行CPR考试，每年每个人都必须过关。有些老驾驶员经验丰富，打针、血压、心电图都会用。”

侯敏杰在完成出车任务后，对身体和车辆进行消毒处理。

一名驾驶员在帮助侯敏杰脱防护服。

运送病人，是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刘轶说，这支队伍有三个特点，高效，接到任务立即出车，让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服从，不会拒绝，接到任务后从来没有人说过“怎么又是我去”这种话；规范，不管是穿脱隔离服，还是交接病人，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刚到武汉，小分队便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刘轶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沈骏和侯敏杰是委员。“每天出车回来，临时党支部都会开会讨论大家当天遇到的情况，然后由我们三人一起决定一些新的规范和方法，通知到每一位成员，这是临时党支部所起的作用。”

【家人：“想与你并肩作战”】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一名队员突发奇想要拍一段视频发给老婆和女儿，结果大伙儿都跑过来一起拍，最终，个人表白视频变成了集体表白视频。

“我记得出发那天，很多人都是老婆来送行，从单位出发就开始掉眼泪。我们都是男人嘛，很少会把内心的情感表露出来，都是放在心里。”刘轶说，“到这里来，家里肯定是非常担心的。但现在就是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对吧？我们都是党员，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业，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怎么行？”

今年春节，因为老丈人生病，刘轶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妻子老家过年。“我们大年初二回去，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我初四就一个人回上海了，把她们都留在了那边。”独自返回上海以后，刘轶每天都奔走在转送确诊病人到公共卫生中心的路上，那段时间他住在单位里，一直没有回家，每天睁开眼就开始出车送病人。

后来，就接到了到武汉的任务。“我是在视频里面和我老婆说的，我说我要去武汉了。”出发那天，刘轶没有家属来送行，他最惦记的人也不在身边。“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都和她们视频，相互报个平安，因为晚上要汇报工作往往要到很晚……”

孙俊和侯敏杰结束一天的工作，将车辆停放在固定的车位上。

侯敏杰在看儿子学校发的公号推文为他加油鼓劲，上面有儿子和同学录的视频。

侯敏杰的儿子今年上初三，昨天，他收到了一个惊喜。“他们学校的同学知道我去了武汉，一起拍了一段视频给我，里面有我儿子和孩子们写的信。我很感动，仿佛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鼓励和勇气。”

孙俊是年龄最小的队员，他说儿子是3月9日生日，“但我知道3月9日肯定是回不去了，我已经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孙俊的妻子是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一听到孙俊要去武汉，她马上就写信给院长报名要到前线。“她说一定要过来，她说，要跟我站在同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

孙俊与妻子的缘分也是在送病人的路上结下的。“我一直去徐汇区中心医院送病人，觉得双方都挺合适的。结婚近5年，孩子快3岁了。”他说自己不是个浪漫的人，“谈恋爱到现在，也有吵吵闹闹、不开心的时候，但这次来了武汉以后，她现在特别崇拜我，以前只是一般崇拜。”走的时候，她送他到火车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如果来武汉是她的意愿，我会支持她的决定。”

驾驶员进入生活区都必须进行全身消毒，确保安全。

夜已深了，孙俊再次发车，开往接送病人的路上。街灯依然明亮，驾驶舱里的人却孑然一身。站在疫情的风暴中心，很多危险无法预料，很多事情异常残忍。但家人，永远是心底里最柔软又最坚强的依靠。

在这支团队里，有的人参加过非典、埃博拉病毒的病患转运；有的人参与过汶川地震救灾，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但是在地震救援中，你起码还能预测到最多有几次余震，可是这次疫情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你永远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我们只能每天都小心，小心，再小心……”

（题图：侯敏杰驾驶的救护车跟随在同伴的车队后，再次前往转运病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