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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参事章念驰:祖父章太炎对我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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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2019-10-29 06:22
摘要:他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于他说的“两件大事”中。

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②

上海参事章念驰:祖父章太炎对我的影响很大

文/王海燕

“我把150多本研究祖父的不同版本的书全部捐给了章太炎故居,这些是复本。”走进书房,章念驰指着书橱一角对我说。

“名门之后”往往是把双刃剑。有祖辈的余荫可享,亦有如山的责任要担。人生的选择可能浸没于祖辈的光环与阴影里。

对很多人来说,章太炎是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人物,几分旷远、几分敬畏;而对章念驰来说,这是融入血液里的先人,家族使命伴着历史责任,让他成为章太炎后代中唯一从事祖父研究的人。

“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研究我的祖父,完成了专著四部,编著七部;二是研究两岸关系,形成了专著五部,及不少编著。”谈及这两件大事,老先生坦言,虽然不算宏富,不乏褒贬,但都是认认真真完成的,没有阿谀奉承,没有说违心话。

章念驰

章念驰的住所里满眼是祖父的印记,书橱里各种关于研究他的书籍,客厅上方悬挂着达摩画像和一幅祖父的笔墨,字迹刚劲,别有古趣。

古籍专著外,橱窗里还挂着一些绘画,那是章念驰在文革期间的作品。“画画就是画自己的心。后来就不画了,因为学术研究吸走了我所有精力,再没时间做其他事情。”

章念驰的夫人说,这么多年来她都习惯了,以前家里都是开着灯睡觉,灯光下,章念驰伏案于古籍故纸堆间;女儿也说,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在夜里两点之前睡觉。“祖父的学问博大精深,我只有努力,一点点精进,才能走近他。”

房间里显眼处摆放着一台电视机,正在播出台湾方面的新闻。这正是章念驰从事的第二桩大事。“每天都要看最新信息,这也是我跟着汪道涵会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如果一天不看材料,我连会都不敢去开。”

章念驰今年七十八岁,精神抖擞,目光如炬,依然奋战在东亚研究所一线,用他的话说,还没退休, 还不能享受每天都是星期天的愉快。

“我跟领导说,找个人接班,我不想做了。领导说,你的精力和学术决定了你不是退休不退休的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到底的问题,你需要继续贡献智慧。”

他没有推却,受之怡然。“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也没有做什么官,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低调。我选的是做学问的路, 比起政治生命,学术生命更长。”

章念驰1979年进上海社科院,1983、1984年是选调干部的高峰时期,他三次接到市委组织部的调令,但是他坚决不去。领导希望他担任民主党派干部,给他准备好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机会,可他也放弃了。“这么多年,我失去的机会不少,我也不在乎这些职位。对我来说,真才实学才是真的。”

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埋首于他说的“两件大事”中。这两件事情,都近乎于“谏”,而自古以来,最难莫过于“谏”。“‘真'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甘苦寂寞难为世人所知。”章念驰说。

他曾向祖母汤国梨请教做人的座右铭,和祖父相濡以沫20多年的祖母不假思索地回答:“耐苦耐烦和宠辱不惊,足矣!”



祖父最大的追求,致力于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上观新闻:您说,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章太炎研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祖父的研究。

章念驰:我过去很少讲我的祖父,一是自谦,不以名人之后自诩。二是祖父生前身后受到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国民党把他作为中国最大的学问家,却千方百计把他从“革命史”中排挤出去,以维护“孙蒋”的正统。

从不喜欢以他后裔自居,倒不是因为这个“成分”让我吃了这么多苦头,而是认为不能生活在前人余荫之下而沾沾自喜,这是最没有出息的。祖父的功过应让世人评说。

不过,后来我不这么认为了。章太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被边缘化,人们不想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一个艰深的历史人物,何况连他的学生鲁迅都说章太炎的文章“读不懂,点不断”,一般人更不知也不懂章太炎了。这反而让我有了不得不为祖父写点文字的想法,为抢救文化抢救历史,应该将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记录下来。

1979年,国家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这了结了我祖母四十余年来的一个最大心愿,她尽到了对祖父的后死之责,多年来她为了保全祖父的遗稿、手迹、书籍、文物,不知花费多少心血。“文革”结束时我已近不惑之年。当时,好几个工作都在欢迎我,包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但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而我母亲认为,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祖父学说的研究,我应该去弥补这个遗憾,鼓励我从事这项工作。  

上观新闻:《章太炎全集》的编撰工作花了您很长时间吧。

章念驰:是的。这套全集就是一座大山,编纂就是登山的过程。它的出版提供了大家翻山的机会,以后研究章太炎就有内容和方向了。

当初全国有30人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其中24位是他的弟子,6位专家学者。而能够坚持研究的人不多。去年北京召开《章太炎全集》发布会,我是当初30人中唯一出席活动的人。

这套全集一共20册,其中4册是我参与编撰的,为此我获得了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对我来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奖,是对我40年从事章太炎研究的一个肯定。

章太炎(前排左二)与孙中山(前排左一)等合影

上观新闻:为什么特别在乎这个奖?

章念驰:我没读过一天大学,我搞章太炎研究以及两岸关系研究都是自学的。当年在社科院从事古籍研究很苦,为什么?因为那时古籍不值钱,也不算成绩。考核不看你点校了什么,而是看你写了多少论文。所以40年后得到的这个奖和这份认可,让我感到很欣慰。

上观新闻:章太炎学问涉及领域颇多。在《章太炎全集》中,你负责“医论”部分的搜集、编撰,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领域?

章念驰:章太炎的学问涉及很多方面,但他最爱的是医学,这是他的家庭与出身决定的,我们家是三代医学世家。

祖父生前有人问他,你的学术涉及很多方面,你认为哪个部分你最精通,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医学第一,小学第二。”这是他真心话,医学是他第一的爱好。如果不是国家有个救亡使命,他也许也是个医生。祖父学术中最钟爱的就是医学,如果不知此,就太不了解章太炎了。

上观新闻:您祖父的医学研究达到什么水平?

章念驰:业界曾有评价,认为祖父医学成就中以研究《伤寒论》为最,“文献之广阔,考证之精详,方法之纯熟,资料之丰赡,语语精彩,字字珠玑,启悟无穷,开示多多,至今鲜有出其右者。”

祖父不仅喜欢研究医理,也钻研医术,他爱为人开方治疗,据记载,他为邹容和孙中山都开过处方,他为其他亲戚朋友也治过病,开药方从不超过八味。

他的医学著作散落在各种有关的报纸杂志中,这些报纸杂志又散落在各地院校图书馆中。我沿着他的生平按图索骥,走访了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历经六个寒暑,搜集到一百三十多篇他的医论,一一作了注释,其中有三十多篇是家藏的未刊稿,终于在1988年编就了《章太炎医论集》,又作了一篇三万多字的序言。

祖母汤国梨手执祖父绣了“汉“字的和服。

上观新闻:医学之外,您认为他成就最大的领域是什么?

章念驰:成就最大的要算“小学”。他的学问首先来自音韵学的深厚功底。读书要了解文字、音韵训话,古人把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统称之为“小学”,这是治学的基础。祖父将“小学”称作“语言文字学”。只有懂得了每个字的音、形、义,才能读懂群经。

现在已经不大讲究音韵文字学了。祖父的学问为啥比别人高,因为他认识更多字,同样读一篇文章,他能读出更多涵义。像天书一样的东西,别人不识,祖父懂。祖父在“小学”领域的厚实底蕴,为他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深刻造诣打下基础。

上观新闻:何以看出他的“小学”功底?

章念驰:1932年后,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祖父愤而大书“吴其为沼乎”!当时他以最擅长的书体写了四千册小篆《千字文》。小篆是秦朝法定文字,历经千年演变变得不正宗了,所以他要加以厘正,让孩子不忘国家的文字和历史。

章太炎最擅长的小篆手迹,篆书《两都江堰市赋》

 1986年,我将这四册小篆送了周谷城先生一册。他获书后很亢奋。几天后他跑来跟我说,“看了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后,发现我们平时写的篆书,与太炎先生有十七八处不同,究竟我们错了,还是太炎先生错了?经过我一处处查究,最后发现是太炎先生写得全是对的,他是真正的小学大师啊。”

上观新闻:侯外庐先生曾说过,章太炎是中国近世“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鲜明的“人格性的创造”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巨匠之一。

章念驰:学问到了一定境界,就会想构筑体系。很多人一生从事注经研究,只见树不见林,要见林,这需要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野心。

祖父是有文化使命感的。他最大的追求,或者说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致力于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怎么构建中国文化的框架,在他之前、之后都是空白。或许人们在某一个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研究,但能把这么多领域、这么多学科打通、整合变成一个文化主体,是前所未有的,有这样历史使命的人不多。

祖父一直认为“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于是他借用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将自己多年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以及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去与庄子哲学结合,完成了对庄子名著《齐物论》的解释,写了《齐物论释》。对此他甚为自傲,谓“千载之秘,睹于一曙”,使庄子五千言,字字可解。

太炎先生石刻像,由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绘。


战斗的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最久的业绩

上观新闻:很多人对章太炎不了解,印象里可能还停留在迂腐的老学者。

章念驰:确实到现在,还有人把章太炎看作是一位迂腐、邋遢,出门不认路,不知钱的价值的老朽。

但完全不是这样,考祖父一生,他痴、他癫、他狂、他执,执着爱国赤心,坚定革命,治学不凡。当时,那么多俊才师从于他,祖父的文章一发表出来,大家都抢着看,为什么?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

上观新闻:鲁迅、钱玄同、黄侃等都曾做过章太炎的学生,上过他的课。

章念驰:对,那时祖父在很多地方开课,少则五六十,多则一百多。他在《民报》社内一间陋室开过8个人的“小班”。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都在这个班上。当时师生环绕一个小茶几席地而坐,章太炎按《说文》部首逐字讲解,滔滔不绝,从早上8点讲到正午,四小时间没有休息。

祖父对青年学生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据说,鲁迅听讲很认真,用功地作笔记,很少发言,总是默然听记,仅有一次为文学定义,他向太炎先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讲学时,钱玄同“发问和辩论最多”,又喜欢在席间爬来爬去,鲁迅曾风趣地给他一个绰号,叫他“爬来爬去”,至老还戏称他为“爬翁”。听完课,他们又聚在一起核对笔记,学习态度很严肃。

我曾亲睹鲁迅及钱玄同、朱希祖的听课笔记。从笔记来看,鲁迅记得最简,也最为严整恭正。钱玄同记得最全,朱希祖正如许寿裳所说“记得最勤”。


章太炎亲撰自传手稿

上观新闻: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对鲁迅影响不小吧。

章念驰:是的。鲁迅十分珍视这段师生因缘。这一段学习生活也令鲁迅终身难忘,二十八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听讲情景说:“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他记得祖父说完《说文》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而从钱玄同的记录,以及朱希祖的日记可以证实,鲁迅不仅听过《说文》,还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

鲁迅与祖父除了教学关系外,还有不少美好交往。一九一五年,祖父在被袁世凯羁禁的生死未卜的岁月里,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看望囚禁的老师,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为了宽慰鲁迅,祖父特地写了一幅条幅赠给他,条幅内容正是取《庄子·天运》篇上的一段话,即“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上款为“书赠豫材”,下款为“章炳麟”。鲁迅和夫人许广平非常珍爱这条幅,一直夹于行箧之中,终身随伴未离。

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是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他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上观新闻:在宣传革命中,章太炎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

章念驰:祖父三次流亡日本,如饥似渴阅读了他能读到的一切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并将有些学说介绍到中国,又将日文翻译过西方斯宾塞的学科翻译到中国,取名《社会学》,这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学”的著作,社会学一词也是由他命名的。希腊神话史也是他最早翻译过来的。

章太炎(前排右二)与留日学生合影

章太炎写的《訄书》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影响很大,发出了动员号召,这本书引用了日本当时最新出版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30多本,吸收了很多西方新的理论。日本有位学者叫林少阳,他把章太炎当时读过的30多书一本本找出来,把章太炎引用的西方著作一条条梳理出来。

上观新闻:为了研究章太炎,您下了哪些功夫?

章念驰这些都是坐冷板凳的功夫。为了编写《章太炎演讲集》我花了十几年时间从各大图书馆翻阅了当年资料,把当时的报纸一张张读过来,通过常年累月的搜集,一共收集134篇祖父的演讲,在出版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再增加一篇。

在收集材料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比如钱玄同的大公子钱秉雄夫妇听了我的请求,二话没说,就把钱玄同十五册听课笔记交给了我,还再三歉意说:“抄家发还时少了一册,请编入全集吧。”他们什么要求也没提,收条也没有要,以极信任的眼光将这堆材料交给了我。


没有人那么深地介入两岸关系研究,我算一个

上观新闻: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从事“两岸关系”研究。

章念驰对,我前后从事两岸关系研究有30年。两岸关系真正有往来也就30年。1987年蒋经国放开两岸探亲,两岸开始有了交流交往,让许多人看到了统一的新希望。许多促进两岸统一的学术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有上海成立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那时是秘书长。

上观新闻:您的起点很高,为什么会想到参与这个研究?

章念驰:一方面,我的家族很多人都在海外,另一方面,很多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也是搞历史研究的。1988年,“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成立,一共八九十人,从事非常广泛的研究,其中包括两岸关系研究。

“促进会”会长是王元化,乔林是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是巴金。顾问有十九人,包括汪道涵、李储文、方行、柯灵、胡道静、施蛰存、徐铸成、王辛笛、冯契、贺绿汀、陈从周、谢稚柳、谭其骧、顾廷龙、郑励志等。副会长有九人,包括马达、夏禹龙、姜义华、郭炤烈、冯英子、邓伟志等。这些人都是同意挂名的,是非常不易的支持,而且不少人还亲自参加我们的活动。促进会真是囊括了上海学术界所有知名人士,个个都是人物。可以说网罗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所有精英,这些人在当时乃至今日仍是国家栋梁,在各领域作出了极大贡献。

上观新闻:除了促进会,您还在台湾研究会担任职务。

章念驰:是的,对中国人来说,两岸统一是很神圣的事,大家都很重视。1988年还成立了上海台研会,我当时担任秘书长,一口气做了15年。后来成立台湾研究所,所长是曹建明,我是副所长。

台研会成立不久,“海协会”也应运而生。会长汪道涵认为,两岸关系往前走一步就是法律关系,单纯就台湾问题谈台湾问题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两岸关系背后是中美关系,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所,即东亚研究所,把台湾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研究。我担任所长,一直做到现在。

上观新闻:您在汪道涵身旁工作了很多年。

章念驰我在汪老身边工作整整15年。这份工作最大的幸福,就是被人信任,这个荣誉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是你肯低调,肯舍弃,让他绝对信任你,我向他学了很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他总会来电话,一般是在夜里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他会详细询问一大内两岸发生的变化情况,并问我的建议,也会了解别人的看法。如果平稳,还好,如果有突发事件,就问我建议是什么,对策是什么。他还要我每天送剪报,所以养成了每天早上广泛阅读港台资料习惯,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与网络,收集资料工作十分原始。

1998年汪道涵(左四)接待台湾《联合报》访问团,章念驰(右一)陪同。

汪老经常与我们开会研究台情,遇到重大情况,他会布置我们立即写成报告或文章,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事,熬夜是基本功。汪老自己也是如此,我们交给他的文章,他第二天一早便批阅完毕。

上观新闻:2006年,您还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章念驰:是的,担任参事后,我也希望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上海的发展尽一份力。2010年末,面对十二五规划即将出台,经过深思熟虑,我撰写了《十二五规划与沪台经济》的参事专报,提出上海“十二五”期间发展不能忽视台湾,需共同建设家园、培植共同记忆、共建核心价值的意见,受到市委领导的重视。

当时,市政府参事室正积极开拓参事对外交流的渠道。同时,以向台湾民众传播大陆及两岸关系资讯为主的台湾《旺报》社有意寻求与上海方面的合作。为此,我热心做起媒来,牵线搭桥,促成了双方的合作。2011年4月,由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和台湾《旺报》社共同举办“十二五规划与沪台经贸发展”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台湾旺报对此发表社评:“这次研讨会适逢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两岸合作迈入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因而格外受到重视。”至今, 沪台研讨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成为了上海对台交流的品牌项目。

上观新闻:这也是发挥了您在两岸交流中的独特作用,您所带领的东亚研究所在两岸关系研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章念驰:我们是民间智库,可以扮演“第三个眼睛”,能够更加独立、公正地看问题。

研究所的宗旨是三句话:“出思想,出对策,出战略”。“出思想”首先要掌握情况,不能仅仅满足“探明情况”,只是一个侦察兵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出思想”,想国家之想。在“出思想”基础上,还要“出对策”,要拿得出建议与对策,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就是要“出战略”,不光满足于战略战术的研究,更要有“大战略”思考。

1998年12月9日,汪道涵来东亚研究所与学者座谈。

上观新闻:研究所这些科研成果有什么渠道上报?

章念驰: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制度,将科研成果向有关部门递送,为他们提供咨询与研究成果,这些部门又会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向更高部门递送。我们报送的材料比较有新意,领导喜欢看。而我们的队伍精悍、高效,研究人员仅二十人左右,这也体现了民间智库的优越性。目前两岸关系研究到了关键时候,这项工作占据我的时间比章太炎研究多得多。对我做出的两岸关系研究,国台办、市台办给我颁发了特别奉献奖,我也感到挺欣慰。

上观新闻:您做两岸关系研究时,秉持什么原则。

章念驰:必须研究每天的变化,必须改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必须不断改变我们对策与策略,去取得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如果一周不看相关的书籍与报刊,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会都不敢去开。

更重要的是,站在我这个岗位上绝不说假话。一方面是职业养成的习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祖父对我的影响,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不说谎的人。

祖父说真话是出了名的。马相伯在我祖父去世后,给他写过一个挽联:为党国说正经话,为人民说公道话,世上无第二人。说公道话,说正经话,做一个对国家负责任的人,也正是祖父给我的教诲。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 题图来源:邵竞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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