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五月，美丽的外滩。不仅仅是一个游人扎堆、时尚繁华的所在，也是一个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在外滩地区，有4处革命史迹，记录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4段红色故事。纪念上海解放日来临之际，不妨如城市定向赛一般，在外滩走一次“外滩红色之旅”。

出发集结地：外白渡桥南堍

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塔照片

外滩北端的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于1994年5月27日上海解放45周年这一天建成。三根拔地而起的擎天巨柱，宛如无言的丰碑，颂扬着在1840-1921年、1921-1949年以及1949年三个时间段中，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驱。以纪念塔广场为起点，向虎丘路、南京东路、福州路和中山东一路出发，寻访4个红色史迹。

第一站：虎丘路131号虎丘公寓

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

进入南苏州路，到达乍浦路桥南堍，就是虎丘路口。南眺虎丘路，路右第二幢建筑是个五层（局部六层）大楼，红色外墙，灰色横线，白色基座。大门入口凹进处，门楣上有四个大金字：虎丘公寓。

虎丘公寓铭牌

虎丘公寓始建于1919年，至1924年完成扩建。外墙上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牌匾介绍，它原名“青年会协会大楼”，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集资建造。

虎丘公寓外景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一个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1844年由英国青年乔治·威廉在伦敦成立。成立时，他对10位创会伙伴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圣经课堂、祷告、互助会，以及其他一些精神层面的活动，改善城市青年职工的精神生活。”1885年，青年会开始在中国开展活动，并随着各地分会的兴起，1912年将全国协会总部设在上海，以后将会址设在虎丘路上新建的青年会协会大楼。

1933年2月，日寇入侵华北。3月，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支部50处，为华北战区提供抗战服务，主要任务有：设计；联络；筹募经费、保管款项、稽核账目；派员赴各地宣传；接收、购买及运输各项用品；搜集史料，撰写新闻和报告，编制各种图表。服务工作历时6个月，地域广达华北12个地区，显示了青年会全国协会“团结青年，服务社会”的爱国色彩。而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在抗战爆发后，在全国各地建立“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这是抗战期间最大的民间军人服务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年会全国协会响应“全国抗战、出钱出力”的号召，总结以往在战时服务社会的经验，于8月初建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并发动全国各地的青年会，分区组建服务机构，帮助支援战区军人。1943年，青年会全国协会总部迁至重庆，留下一批年轻干事在上海继续展开服务工作。1959年，青年会全国协会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女青年会一道，迁到西藏南路123号青年会大楼，与上海青年会联合办公。

第二站  南京东路98-114号  慈安里大楼

茅丽瑛烈士遇害处

从抗战爆发时期的“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旧址出发，沿着虎丘路向南，穿过北京东路，右拐进入四川中路，继续南行，不远就是闻名的南京东路。到了南京东路口，右侧是“慈安里大楼”。向西稍走十几步，就见大楼墙面上贴着一块石牌：茅丽瑛烈士遇害处。

 慈安里大楼

茅丽瑛铭牌

茅丽瑛1910年8月4日生于杭州，自幼家贫，六岁丧父，举家投奔上海亲戚谋生，母女相依为命。1918年入上海启秀女校（附设小学、幼稚园），英语流利、擅演钢琴，常半工半读以维家计。1930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未满一年便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1931年3月考进江海关（今上海海关）任秘书课英文打字员。

茅丽瑛像

1936年9月，中共江海关支部秘密成立，组织乐文社，吸收茅丽瑛等华籍职员参加半公开的读书会，使其受到革命启蒙教育。次年“八·一三”战事起，她作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负责人，借允中女校（今上海市第十一中学）作为“中国职业妇女会”的会址，组织慰问伤兵与救济难民工作。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她毅然抛弃海关“金饭碗”，参加“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南下广州等地海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因母亲病重返回上海。她拒绝了回江海关复职的建议和几家大公司的厚薪聘请，回到母校启秀女中担任半天的教课，以有更多时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5月5日，“中国职业妇女会”改组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她被推举为主席，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俱乐部会址，就设在慈安里大楼的二楼，会员最多时达到1000人左右。1939年上半年，茅丽瑛接受党组织的任务，代表“职妇”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夏令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的名义，为新四军募制棉衣，筹集经费。她们借大陆电台，举行平剧大会唱，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也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

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是由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创建的汪伪政府特务组织，简称“76号”，专门在租界进行暗杀活动。为了阻挠“职妇”等救亡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76号”向大陆电台投寄了附有一颗子弹的恐吓信。茅丽瑛不怕威胁，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平剧大会唱按计划进行，再组织一次粤剧大会唱。两次会唱，推销了大批代价券，征集了大批义卖品。“76号”转而威胁有关单位，拒绝出借义卖会场，迫使义卖会改在南京路的“职妇”俱乐部举行。7月14日，“夏令物品慈善义卖会”开幕。当天下午，突然闯进多名暴徒，大打出手。茅丽瑛带领义卖人员奋起还击，将两名暴徒扭送公共租界工部局。接着，整理好商场，继续义卖。她还在法庭上公开作证，揭露汪伪特务的阴谋。义卖活动圆满结束后，所得巨额款项，通过有关渠道如期转给新四军。

茅丽瑛遇害处

1939年，茅丽瑛碰巧解救了一名家庭暴力下的女子，更巧的是，这女子居然与自己有着一样的身世。茅丽瑛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10年前的影子，极为信任地安排她在身边工作。然而谁都不曾想到，这女子的真实身份竟是“76号”特务。很快，茅丽瑛的身份和活动被“76号”完全掌握了。党组织安排她转移，但她临危不惧，坚持要把“职妇”工作安排好再走。1939年12月12日是暗杀日。“76号”特务埋伏在慈安里大楼底楼福利公司的楼梯旁。晚上7时半，茅丽瑛从二楼的“职妇”俱乐部出来，刚走出福利公司门口，就遭到枪击，腹部中弹，当即被送至仁济医院。虽及时取出弹头，但由于子弹事先浸过毒药，伤势日趋严重。3天后的15日下午2时，茅丽瑛离开人世，年仅29岁。

茅丽瑛的遇害，在上海引起轰动，群情激愤。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公祭茅丽瑛，以抗议日伪的暴行，颂扬烈士的战斗精神。上海各人民团体成立茅丽瑛治丧委员会，于16日17日连续两天公祭。上海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冒着风险前来吊唁和瞻仰茅丽瑛的遗容。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举行“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悼念大会”，陈毅市长题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

茅丽瑛追悼会

第三站  福州路89号 申达大楼

中共上海市委联络机关福州路旧址

从“孤岛”时期的茅丽瑛烈士遇害处，沿着四川中路继续南行，穿过九江路、汉口路，到达福州路口，开始寻访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史迹。

四川中路、福州路西南角，是一幢6层商业办公大楼——福州路89号申达大楼。这里是中兴银行旧址。中兴银行1920年8月由菲律宾华侨黄奕住、李清泉等发起创立，1929年5月成立上海分行，设于此楼。大楼由前楼、后楼和连接体三部分组成，前楼成形于1927年，1929年完成改建，为银行、办公；后楼1934年建成，为仓库。这里的革命史迹，主要在隐蔽战线：1945年后，这里是中共上海市委重要秘密联络机关；1947年内，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萃》周刊编辑部在此办公。

 福州路89号

文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启和谈。上海地下党也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以周公馆为核心，在上海一些较适宜的地方，分别设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点，福州路口的中兴银行大楼，也被选为中共上海市委福州路联络点。在此设立秘密联络点，颇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魄，因为向西两三百米的福州路上，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兴银行作为开门营业的公共场所，离警察局近，便于人员秘密往来，快速传递消息啊。

1945年10月9日，《文萃》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共领导的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时事政治性周刊，黎澍、陈子涛先后任主编。由于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不能发行到华东各大城市，位于国统区的《文萃》，就以转载上述两报，以及成都、昆明等地报刊上的进步文章为主要内容。1946年5月起，逐渐改变文摘性，自行组稿，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行径，反映群众呼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被迫离沪，《文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领导，编辑部迁来福州路中兴银行大楼，转为秘密出版、秘密发行。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迫害，从第二卷第二十三期起，由原16开本改为32开本，名为《文萃丛刊》，封面则每期变换，曾以《论喝倒彩》、《台湾真相》、《新畜生颂》、《人权之歌》、《论纸老虎》等名称加以伪装，深入分析时局，揭露国民党的政治欺骗，支持上海及各地人民反内战的斗争，传达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对于帮助国统区人民坚定必胜信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7年7月，《文萃丛刊》第10期印好正准备发行时，负责约稿编校的陈子涛、负责印刷的骆何民、负责发行的吴承德被捕。三位中共党员在狱中坚贞不屈，后分别在南京、宁波被杀，史称“文萃三烈士”。而《文萃》则从此停刊。

第四站  中山东一路13号 海关大楼四楼

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

从福州路秘密联络点向东走到外滩，路口北侧是中山东一路10-12号浦发银行，挨过去就是13号上海海关。海关门厅北墙上有一幅铜质浮雕，展示着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和解放军指战员胜利会师、欢庆解放的场景。四楼有三间办公室，曾是上海人民保卫城市的武装自卫组织——人民保安队的总指挥部。

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蒋家王朝倾覆在即。中共上海市委发动群众开展全市性的护厂、护店、护校斗争，“反破坏、反搬迁、反屠杀”。4月中旬，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以原有的护厂（店、校）组织为基础，统一编制，将这支地下武装公开称呼为“人民保安队”。人民保安队有沪东、沪南、沪西、沪北、沪中、浦东6个区队，共有队员6万余人，工人超过半数，中共党员为骨干。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市委书记张承宗、市委工委书记张祺担任领导。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上海市委决定，在外滩江海关大楼设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公开办公，指挥全市的保安队行动。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守敌发起总攻。人民保安队全体出动，接应解放军入城。下午，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进驻江海关大楼，当晚在海关大楼四楼原缉私课税务司办公室公开办公。刘长胜、张承宗两位总指挥，先后于当晚和25日晨进驻大楼四楼，现场指挥。25日清晨4时半，海关大楼首先挂出“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巨幅标语，远远望来，十分醒目。国民党军发现后，用机枪向海关大楼扫射。人民保安队取出藏在地下室的武器，予以还击，以主人翁姿态守卫海关总署及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枪战至深夜，市区苏州河以南全部解放。人民保安队协助解放军解除残敌武装，维持社会秩序。

人民保安队内有一支特别行动队，配备了一辆美式小吉普车为指挥车，两辆卡车，各载有30名全副武装的队员，由关警队长率领，机动灵活地保卫城市重要部位。25日这天，有情报说，市政府大楼内有人在烧档案材料，特别行动队一小队立即驱车前往制止。

这天，总指挥部向各区指挥部发出命令：1、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保安队的名义，分别打电话给据点里的敌军头目，晓以利害，责令他们迅速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2、在敌军据点的周围安装扩音器，宣传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不停地向他们喊话劝降；3、如敌军拒绝投降，则切断其电源、自来水、电话线，使其无法据守。总指挥部还专门从沪西的人民保安队中选调了50名队员，给解放军先头部队当火线向导，向苏州河以北的闸北、沪东进军。

5月27日，上海全境宣告解放。人民保安队队员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巡逻在街头，守护着即将接管的工厂、机关、仓库等，粉碎了打着“华东地下军”、“江南中共地下军”、“中共地下军耀字部队”、“新四军淞沪支队”等各种旗号，妄图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破坏治安的的便衣特务和地痞流寇，缴获各类冒牌臂章、袖章40多种。5月31日，全市工人代表2300余人在大光明戏院举行纪念五卅运动、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大会。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将“人民保安队”改名为“上海工人纠察队”，归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纠察部领导。这天，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将上海海关的关产、档案、水陆两方面种种器材和大批枪支弹药，如数完好无缺地移交给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至此，上海人民保安队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海关门厅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晓（左）刘长胜（右）

6月3日，海关地下党领导向陈毅等军管会领导汇报组织海关起义的经过，特别指出：民主人士、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功不可没。丁贵堂后来由陈毅推荐，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留京担任了中国海关副总关长，1961年起任关长（海关总局局长），翌年病逝。

1987年，根据张承宗、张祺等地下党领导成员回忆勘实，“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就是今天海关大楼的410、412、413房间。这一年11月17日，这三间房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海关四楼走廊的墙上，贴着“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的铭牌。1989年7月1日，上海市文管会和上海海关，在大楼底层门厅北侧墙面设立铜质浮雕标志，举行“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揭幕仪式。

外滩红色之旅，至此告一段落。站在外滩，听海关钟声，体会上海人民和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身处内线战场，同样出生入死，同样需要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勇气。

站在外滩，听上海广播，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能忘记：1949年6月2日，陈毅签署市长令：把《新四军军歌》的乐曲，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前奏曲，称为“上海晨曲”。这支晨曲，至今回响在清晨的上海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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