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的工作被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屡屡遭遇的敲章“证明”难题、做不完的台账、人员青黄不接等一直困扰着“小巷总理”。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自201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次以工作条例立法形式，创制出台的有关居委会地方性法规。近两年过去，《条例》给社区带来哪些变化？“小巷总理”是否真的减负了？敲章难题还让居委干部为难吗？

今年4月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启动对居委会工作条例执法检查，赴各个社区明察暗访，“小巷总理”和人大代表共话社区治理中的难点，并献计献策。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将形成报告草案，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台账负担、信息壁垒依存在

减负是“小巷总理”的普遍心声。要给基层减负，信息化手段不可少。在执法检查中，台账依然是不少居委干部的吐槽点。

《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居民区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收集、整合居民区基础数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提高居民区服务和管理效率提供支撑。

从手抄本到电子台账的转变，塘桥街道微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主任杨晓静深有体会。“2008年我刚到居委会，老法师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纸质手抄的户口本，每次居民信息变动，我们走访楼组后都会在本子上记下来，一年下来，本子破旧不堪，推行信息化管理，使用电子台账后，就变得便捷、高效。”

不过她坦言，信息化并没想象中那么彻底，“有些职能部门在检查时，还是需要居委会提供纸质台账，年终考核也需要提供纸质版，还是要打印很多材料。”

浦兴路街道金桥居委会赵秀琴提到，有些居民区电子台账平台不止一个，且平台信息不能共享，存在重复录入现象。“我们每走访一位居民，每开展一项工作，都要记录在案。如果有一个平台能把这些资源整合好，就不需要重复录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一些社区干部谈到，如果涉及文明小区评选，或是专项巡查，居委会还要拼命补台账。电脑里的台账通通要打印出来以书面形式汇报。“为了方便检查，已经录入电脑的材料要打印出来，检查好后这个资料就扔在一边。社工们对此很反感。”在他们看来，实地检查或面对面和居民聊天，比检查台账效果好。

比起重复录入，信息壁垒也让居委干部困惑。共和新路街道嘉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蓓说起一桩烦恼：信息共享只上不下，居委会在向公安、民政等部门上传很多基础信息后，政府部门的信息库却难以向社区开放。

在仙霞路新村街道水霞居委会主任曹辉看来，居委会很多工作看似在反复做，没有效率，原因就在于信息平台没能打通。“公安设有自己的权限，民政也有权限，这些信息我们都是查不到的，居委会的办公效率难以提高。”

“信息系统之间存在各种数据壁垒，居委会内部的信息系统也不流通，这实际上增加了居委会的负担。”市人大代表孙军表示，居委干部为什么对台账有抵触情绪，值得深思。

“数据上传最终受益的不是居委会，可能是各个部门。”共和新路街道嘉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蓓说，信息平台的内容一定要与基层共享，现在共享这块做得不够。“我们上报的大调研资料、一些独居老人数据，报上去以后就结束了，如果有一个信息的反馈，甚至街道、政府部门掌握的另外一种信息，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主动反馈给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降低，第一时间能得到专业数据。”

信息不流通、无法共享的现状还让居委会的“评议”权有些“悬”。《条例》规定，居委会可以组织居民对供水供电供气环境等公共单位进行评议。市人大代表李华表示，信息资源无法共享，令基层对有些部门不了解，评议也就流于形式。“对于不了解的部门打勾，就会乱打。”对此他也很无奈。

说到敲章，居委干部倒“苦水”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应当建立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事项的准入管理机制，制定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事项范围清单，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及经审核批准的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需要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事项，纳入清单范围。对清单以内的事项，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出具证明；对清单以外的事项，居民委员会有权拒绝出具证明。在此条例基础上，市民政局2016年还下发了《关于规范管理本市居委会印章使用的指导意见》。

“应该说，清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负增能的作用，居委会开证明以前规范。”杨晓静说。不过她也坦言，有时还是会碰到难以解释的章。

“对很多清单以外的章，还是难以说不，因为我说不，他就说你不作为，可我盖了章就不合规，怎么办？”

浦兴路街道金桥居委会书记兼主任赵秀琴对此深有体会，居民来开居住证明，但信息平台上没有更新相关信息，居委会只能回绝。让她困惑的不是这个章是否符合清单范围，而是碍于人情。“超过范围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居民不理解跟我们一顿吵，甚至掀桌子。大家都是邻里，为了这件事，弄得不开心，下次走访就给你脸色看。”

颛桥镇兴银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珊红亦有同感。她说，这两年评选“光荣人家”，社区有个老爷子是很好的人选，大家都知道这位老人当年离沪当兵，为国家守边疆做了很多事情，但他所有证件都丢了，档案也丢了。“小小一张光荣牌可以暖他心，但我只能帮他写一个情况说明，可是这又违规了。”

来自一些部门或单位要求居委会开具的奇葩证明，更是让居委干部头疼和困惑。“我们知道清单是什么，但居民和相关单位不清楚这些。”陈雪艳说，居委会经常会碰到打官司要开关系证明。“我们一旦出具证明就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居民也不清楚这些东西如果不找居委会应该找谁开。”

在居委会印章使用范围清单中，有些外地知青、支外人员认证事项，必须让居委会盖章证明他还活着，甚至要拿着当日的报纸拍照，各类慈善机构也要求居委会盖章，“比如吃昂贵进口药物的重病患者，为了申请减免打折，需要证明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把爱人或孩子的工资单和复印件拿过去也不行，一定要由当地居委会盖章，这让居委会很为难。”

幸福村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李祎涛去年遇到一件棘手的事。一位居民家属要办理公证事项证明，要求居委会盖章证明该居民无子女。“但这位居民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我们只能证明他是独身，但他在外是否有子女，我们不清楚，也不能盖章证明。”李祎涛也因此被居民家属闹了整整一天。

“有些不可开的证明，居民还是没有地方开，我们该把这个球踢到哪里去？ ”居委干部心中有苦，盘点这些难盖的章，有的是部门单位要求盖，如果不配合，他会说你妨碍调查取证；有的涉及居民切身利益，如果不敲，居民会哭诉：“我得的是大病你让我等死吗？”

“居民就是我们的亲人，能不帮他做这件事吗？有时候，过一步越界，少一步不作为，我们也很无奈。” 谈燕婷说。

在市人大代表朱思欢看来，居委会盖章牵扯到三个字：情、理、法。虽然条例法规和清单给了“法”的说法，但有些章属于“情”和“理”的层面。“吐槽归吐槽，工作还是要做的，居委会工作就是为居民谋福利，为居民提供便利，能给居民做到的就做，不能做的就转接到其他的相关部门，给他们指一条路。”

金璎代表则认为，对清单以外的事项，居委会有权拒绝出具证明。虽然有权拒绝，但考虑到情理，对于一些非行政事项的市场化证明，居委会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盖这个章，这属于“自治”范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