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一场突发于突尼斯的剧变，意外引发中东北非地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动荡潮。

这场中东大变局不仅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而且从北非到西亚的阿拉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动荡危机，甚至连摩洛哥、约旦和阿拉伯半岛的巴林和沙特也受到冲击。

这波政治动荡潮蔓延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强，可以说是百年一遇，且其余波至今未消，仍处于方兴未艾的演变进程中。

为什么中东局势依然很乱？中东又会走向何方？

日前，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主编，余建华、汪舒明、罗爱玲、傅勇等所著的《中东变局研究》（全二卷）出版，课题组多维度深入剖析了中东乱局的起因、走势、影响等。 

国际环境

学者们指出，这场变局，与中东国家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接轨和互动及其结果密切相关。

从长时段和深层次上看，中东变局既是战后中东民族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曲折进程的阶段产物，在相当程度上是二战以来中东阿拉伯世界继民族主义革命、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浪潮；同时也是后冷战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大变化、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地区表现。取得主权独立的中东各国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完成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难行进道路中，始终难以摆脱制度探索、选择和实践的困境。

虽然剧变的爆发，根源或者说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战后中东阿拉伯世界多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日积月累，但同时也不能无视美国等强推西方式民主等战略手段在内的一系列外部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内部根源

学者认为，中东变局的根本动因还是源于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内在结构性困境和缺陷。

其一，阿拉伯国家普遍的“不安全”状态。从建国伊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就存在国家（政府）与社会间、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它使阿拉伯国家普遍陷于脆弱地位，经常出现内部合法性危机和外部大国的干涉。这主要体现为：“强宗教”社会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的世俗－宗教裂痕；西方殖民统治造就国家－社会关系的扭曲，种种跨界群体侵蚀主权国家的整合和治理能力；地区中小国家林立，分裂和派系斗争严重，国与国之间常常陷于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以及干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内在分裂和紧张。

其二，对外依附型、以原材料(尤其石油)出口为主的“食利经济”模式弊端积重难返，市场活力难以发挥，人口膨胀又导致长期以来的以福利补贴换忠诚的“社会契约”难以为继。

其三，威权统治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滞缓。

其四，消极社会文化心理弥漫。面对严峻的现实，阿拉伯民众广泛地陷于幻灭、受挫之中，有组织的教俗反对派的兴起和联手，城市的无序膨胀进一步导致越演越烈的民众“街头政治”。

其五，20世纪末抗争政治的恶性发展。抗争政治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突发性、广泛性、传播性、联动性和高度情绪化的大众抗议运动和街头政治在北非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迅速蔓延。

其六，新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助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发展的新兴社交媒体对中东地区原有的威权型政治体系有强大的解构能力，导致信息传播、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动员方式和速度发生重大变化，明显加剧了政府社会治理与管控的难度。
 

影响与走向

由于中东各国历史与国情的不同，导致各国在中东变局中发生动荡的具体原因、动荡的性质也有所区别，各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不尽相同。

中东变局的性质最初体现为青年群体的民主诉求，他们对国家的政治窒息和社会腐败深感不满，希望国家能赶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列车。

但随着中东变局的蔓延和发展，其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其逐渐偏离最初的变革诉求，转变为域内外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争和延宕至今的代理人战争，即使有些明显带有教派纷争面貌的角逐，本质上也是在争夺地区地缘政治的主导权。

从地区秩序的视角来审视，这场变局的发生在本质上宣告了战后中东旧秩序的瓦解，中东地区主导性力量发生升降变化。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为首的中东阿拉伯传统强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导致战后制约伊斯兰因素的平衡性力量弱化，伊斯兰力量凸显，土耳其、伊朗、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家力量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和作用上升。同时，以色列的地位在这场变局中得以提升，库尔德问题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

学者还判断，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中东地区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确立的双重不确定期，中东变局的影响和冲击还将继续，甚至会进一步激化。未来几十年，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秩序还会陷入频繁变动的阵营分化组合之中，其间，强人政治和伊斯兰力量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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