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下午，新时代上海社区工作法论坛暨社区分类治理助推垃圾分类新时尚研讨会在长宁区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长宁区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小区中居民参与率已超过95%，投放准确率超98%，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也超过43%。实现垃圾分类“减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治理“增量”。分类施策、党建引领等基层治理法，也成为居民区公认的推进“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重要经验。

分类施策而非“一刀切”

长宁区是上海最早一批试点垃圾分类的中心城区。对于这项需要全民参与的攻坚战、持久战，身处基层一线的居民区书记们深有感触：垃圾分类，考验的基层治理智慧。

中华别墅小区，居民用原本废弃的电饭煲内胆放置湿垃圾，主动提议在垃圾厢房增设洗手池，百姓智慧不断闪光。

2017年8月，长宁区虹桥街道爱建居民区中华别墅小区成为上海首个实现95%以上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的小区。街道办事处主任高峥透露了基层推行垃圾分类的不易。街道辖区内有90个小区和71个企事业单位，售后公房小区占35.5%，商品房小区占55.6%，部队房小区有8.9%。要实施垃圾分类的小区种类复杂多样，其中先天不足的小区还不少。比如老式小区的垃圾桶存在管道式、沿街敞开式甚至无箱房的情况，比例高达31%。商品房小区的难点是楼层设桶达到95%以上，“撤桶”压力可想而知。

“最后是用分类施策的办法，让居民感觉自己的意见被重视了，才激发出全员参与的积极性。” 高峥说，“硬来”不是居民区工作的好办法，如何施“巧劲”才是关键。最后各居民区的干部一致认为，应该先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实际意愿出发，于是各居民区都陆续召开党员大会、楼组长会议，层层开展民意调查，收集归纳老百姓的顾虑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才制定了符合各类型小区情况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围绕老小区常见的居民结构老龄化、设施条件老化、物业水平较弱等“三难”问题，虹桥街道引入“四个共同”操作办法，即党员示范与居民自治同步，建立“家庭绿色日志”和楼道垃圾分类“红黑榜”，定期召开“减量生活”居民自评、互评会，以及引入社会环保组织参与指导。于是，撤桶还是造新垃圾房，这些问题均由居民协商决定。在熟人社区，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垃圾分类的推进效率与可持续性。

虹桥街道古北国际花园，分类投放点设在了地下车库。

在邻里关系相对没那么热络的商品房小区，虹桥街道采用的是居民讨论出的四种垃圾分类设施的摆放模式：楼层撤桶，地面厢房定时投放点；楼层撤桶，设地下室定时投放点和分类收运收集点；楼层增加分类桶；跨楼层设分类桶。此外，为垃圾分类出谋划策的“骨干”不再只有小区党员，包括全职太太、外来租户、外籍人士和意见人士都被吸收进“智囊”队伍，更多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老面孔”重要“新面孔”更不能少

今年7月1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将正式施行，意味着今年夏天起，在上海扔垃圾不分类将变成违法行为。上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勤皓在论坛上表示，上海垃圾分类工作即将迈入法制化阶段，垃圾分类已不仅是生态环境议题，更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治理议题。而如何让居民从垃圾分类的“迟疑的观望者”变为“积极的行动者”，经常被基层干部们挂在嘴边的“党建引领”必须发挥大作用。

上航新村居民区，居民志愿者主动担任垃圾分类指导员。

去年8月，长宁区程家桥街道上航新村居委会的所有小区实现了垃圾分类全覆盖。居委会主任汪冬玲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情况复杂的居民区：被虹桥机场和上海动物园“包围”，有售后公房、普通商品房、涉外商品房、部队用房等小类型“全品类”。如何让居民对垃圾分类从抗拒变为认可，再进一步化为主动参与，居住着大量空姐、空少的高登花园是一个典型案例。

汪冬玲介绍，这座普通商品房小区在职党员较多，且大部分是来自东航、春秋、国航等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注意到这一特点，居委会借助程家桥街道航空行业党建联盟，与各航空公司签订了共建联建协议，引导在此租住的空乘人员建立“谁轮休谁负责”的垃圾投放制度。对于积极配合垃圾分类的空乘，居委会也及时向他们的所在单位发出表扬信，以小年轻居多的空乘人员受到鼓舞，不仅改变了对垃圾分类“脏兮兮、很麻烦”的看法，还主动报名加入了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队伍。

在涉外商品房小区龙柏花苑，居委会干部时常面临语言沟通难、上门联系难等挑战。于是在启动垃圾分类前，干部们利用工作日晚和双休日进行走访排摸，了解外籍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此期间，来自罗马尼亚的Adriana和来自法国的Martin等外籍居民主动要求加入垃圾分类志愿团队，“洋志愿者”成为了小区开展垃圾分类的“好帮手”。热心推广垃圾分类的不再只是“阿姨爷叔”这些社区活动的“老面孔”，小年轻、洋邻居等“新面孔”也成为了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