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幼有所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在政协大会发言中，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说。随着我国“全面两孩”时代的到来，城镇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开始面临更大挑战。全国妇联一项调研显示，目前七成家庭在计划生育二孩时，会考虑“孩子上幼儿园前，是否有人照看”。

“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两会会场内外，代表委员们围绕这一社会热点与民生痛点积极建言献策。

育儿照护短板亟待补齐

高小玫委员表示，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社会育儿服务已成为家庭的一项基本需要。民盟中央调研发现，城市35.8%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但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入托率仅为4.1%。

“城镇职工不敢生育第二个孩子，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入托难，生了没人管’。”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刘晓庄表示。由于机构育幼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沉重的育儿照护重任牵制着女性的职业发展，普遍的隔代养育则以祖父母辈巨大的付出为代价。但在育幼领域，仍存在责任主体不明、总体规划缺乏、政策扶持不够、服务管理缺失、标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建立科学完善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将有助促进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降低养育成本。”全国人大代表陈佐东也表示。

在5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表示，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代表委员们表示，面对社会育儿焦虑，社会各方不仅要补齐托育服务短板，也要从制度建设高度系统谋划，做好这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未来工程。

增强幼师职业吸引力

补齐托育服务短板，关键是要“有章理事”“有人管事”“有钱办事”。不少代表委员都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理顺管理机制、实施政策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在具备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时，已经开始建设从幼至老的终生公共服务体系。”高小玫委员认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3岁以下群体也应纳入国家公共服务支持范畴，形成贯穿一生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

代表委员们建议，要将0—3岁儿童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规划，加紧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或指导性意见，明确政府对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可设立多部门参与的托幼工作协调小组或联席审查制度，共同研究细化配套政策，落实任务分工。同时，加强托幼机构日常监管，完善监督举报和信息公开机制，建立督导评估制度。

“要出台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政策和法规，加大政府补贴力度。”陈佐东代表说。一些代表委员建议，要明确税收优惠或专项支持政策，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自办或者合办托育机构，探索出台优惠倾斜政策，如税收减免、教育津贴等，还要支持地方政府成立托育专项基金，按出生人口配套相应资金，资金随人头流动。

“幼师收入长期偏低，劳动付出与收入回报不成正比，已经并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幼师不愿长期从事幼教事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面对托幼机构人员缺口问题，应切实提高收入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

建设托育公共服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郝世玲是一名社区民警。她表示，早年间许多大型单位都有托儿所，由于是公办机构、离家又近，解决了女性员工的后顾之忧。在与居民的交往中她发现，由于现在的幼儿园大都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没人带孩子成了很多人不敢生的原因之一。“我国托育服务长期欠账。托育机构稀少，专业化育儿服务、师资缺乏。社会体制转型后，曾经的单位托儿支持体系基本不复存在。”高小玫委员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育儿要求也远不止简单照料，需要育儿服务更安全、更专业。因此，建立育幼制度体系，首要的是高水平重构社会托育支持体系。全国人大代表陈玮认为，考虑到0-3岁孩子的生理特点，幼托机构需要有更严格的要求，需要有实时的动态监测。全国人大代表则阚全程表示，托幼机构在正常的托养之外，还要注重婴儿的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疾病筛查。

“普陀区的早教中心比较有特色，现在要在全区东、西、南、北、中各打造一个，开设5个早教中心。”全国人大代表、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说，普陀区正积极打造“15分钟生活圈”，其中就包含解决婴幼儿托育问题。他建议，有条件的幼儿园要功能前移，把托幼服务也开设起来。建议鼓励市场机构一起开办托幼机构，加快建设普惠安全、托幼一体的托育服务体系，在家门口解决市民关心的幼儿托育服务，缓解二胎家庭托育问题。

代表委员们建议，还可以建立公办性社区托幼网点，在社区开展“短时看护”服务，探索“社区化、就近化”的托育服务模式，充分利用小区配套学前教育等场所资源。“希望有更多利好政策出台，让家长和孩子安心。”代表委员们期待，以越来越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进一步解决二孩家庭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