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母亲河”，是对与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相关的河流的亲切称呼，它滋润大地、哺育人民，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如长江、黄河常被称作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对于上海来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这样的定义准确吗？

多年来，有一种误读困扰着历史学家：“200年前，上海还是一个小渔村。”其实，广义的上海地区文明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上海西部郊区发现的崧泽、福泉山、马桥、亭林、广富林等原始文化遗址，把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历史推到了6000年前。

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分属吴、越、楚三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上海属于会稽郡或吴郡。三国东吴时期，吴淞江上游已出现了龙华寺、静安寺和菩提寺。唐天宝年间，在吴淞江南岸（今青浦东北）出现了青龙镇，青龙镇处江海交接处，是内河和海洋的枢纽。到了宋代，青龙镇内外贸易发达，已有“小杭州”之称。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成为东南壮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富庶发达的地区之一。

滋润和哺育如此灿烂文明的河流，恰恰不是黄浦江，而是吴淞江。吴淞江，曾是从江苏东南部流经上海最大的一条河流，古称“松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人因为溯江而上可以直达苏州，就将北新泾到黄浦江段的吴淞江唤作“苏州河”）。实际上，连“上海”的名称也得之于吴淞江。吴淞江下游南岸有一条支流叫“上海浦”（在原南市区一带），上海之名即来源于此。与其相对应的另一条支流叫“下海浦”。清乾隆年间，在下海浦边（今唐山路、昆明路一带）建有一个“下海庙”，嘉庆年间重修，香火很盛。上世纪30年代，下海庙在日军侵华时遭毁。

1955年，毛泽东在上海视察，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人们谁也答不上来。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当他知道李政道是上海人时，毛泽东问道：“你是上海人，有上海，有下海没有啊？”李答：“这个我不知道。”毛又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下海是一个镇子。”（罗青长《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1994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看来，熟读中国历史、曾50多次到过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人文地理了如指掌。
 

再来看黄浦江。黄浦江原是吴淞江的支流，旧称“黄浦”（清代始称“黄浦江”）。在上海境内，最大的河流叫“江”（吴淞江），“江”的支干流叫“浦”，“浦”围绕着吴淞江，大致呈南北走向，形成鱼骨状。 “浦”与“浦”之间，有较小的河流“塘”沟通。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才能了解迄今保存下来的“彭浦”“桃浦”“周浦”和“杨树浦”，以及“练塘”“蒲汇塘”和“走马塘”等地名，这些河流纵横交错、溪涧贯通，形成了古时上海“水乡泽国”的盛景。
 

黄浦江原来并不叫“江”，而是名至实归的“浦”──“黄浦”。老上海人有一句损人的话：“要死，去跳黄浦去！”还有一句表示走投无路、无可奈何意思的话：“东是黄浦西是海！”说的就是黄浦江，“黄浦”后来怎么变成了“黄浦江”呢？南宋年间，为了解决吴淞江的泄水能力，人们开凿了黄浦。

明初时，因吴淞江淤浅严重，黄浦口淤塞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率20万人马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支流，引太湖水入浏河、白茆直注长江，又疏浚上海县城东北的范家浜（今外白渡桥到复兴岛段），使黄浦江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注长江，“黄浦夺淞”，黄浦反客为主，超越了“老大哥”吴淞江，吴淞江逐渐处于次要地位，成为黄浦江的支流。还有一种说法是，近代以后西方人称“黄浦”为“Whangpoo River”，这“River”就是“江”的意思，于是，“黄浦”又名正言顺地成了“黄浦江”。
 

近代开埠以后，各国列强的军舰游弋于黄浦江上，黄浦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日益突出，影响力超越国界。“文革”期间，上海创作的样板戏《海港》有一句唱段：“黄浦江啊！你千年流、万年淌，淌不尽我们仇满怀来恨满腔……”这既是用阶级斗争来诠释黄浦江，又是用黄浦江来演绎上海史。后来，人们索性用“浦江”之名来取代“黄浦江”。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最古老的著名宾馆、位于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的“礼查饭店”改名为“浦江饭店”；上海货曾经名扬四海，不少品牌用的就是“浦江”之名，比如“浦江牌香烟”、“浦江牌胶卷”。越到后来，“浦江”不仅仅指黄浦江，而是用来泛指整个上海，上海的子弟被称为“浦江儿女”、上海的海外广播叫“浦江之声”。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阿章的小说《浦江红侠传》（后被改编为电影《开枪！为他送行》）在《解放日报》上连载，风靡一时，这里的“浦江”指的就是上海。
 

今天，黄浦江的名声早已超越了吴淞江，成为上海的代名词。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称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无论是从历史文明的积淀还是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吴淞江才称得上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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