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9日，对于上海乃至中国金融界来说，都是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正式敲响了开市的铜锣。

这一声锣响，宣告的不仅是一个交易所的开业，而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产物的股票，正式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所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由此加快了步伐。

【亲历者说】成立之初已在两方面领先国际

28年前，27岁的章玲并不知道什么是股票。她偶尔翻阅一本《读者》杂志时，发现“证券交易员”被列为了未来十年最时髦的十个职业之一。此时还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任团委副书记的她，想到最近单位里都在说要筹建证券交易所，于是也“赶时髦”地跑去申请加入筹备组，由此结下了和上交所不解的缘分。

1989年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股票，而这些新生事物，迫切需要一个大规模交易的场所。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回忆，1989年12月2日上午，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召开了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金融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上，朱镕基特地征求了几家银行的意见。尽管不少人有所担心和犹豫，但朱镕基最终还是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龚浩成、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发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归朱镕基指挥。

筹建工作本想着慢慢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1990年6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最后一站香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距离年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一下让筹备组有了紧迫感，工作必须开始提速和细化。关键时刻，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的尉文渊自告奋勇，担任了筹备组组长。

筹备的工作千头万绪，股票的交易规则怎么制定？交易模式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公司能够上市？谁才有资格进行交易？不只是章玲，当时筹备组的大多数人，对于股票的全部概念，可能都来自于《子夜》里那热热闹闹的场景。

刚开始，只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交易大厅。尉文渊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看过苏州河边的仓库，跑过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但都不甚理想。偶然听说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孔雀厅不错，尉文渊跑去一看，够宽敞，够气派，于是当即拍板把孔雀厅租了下来。

地方找好了，细节要一个一个抠。作为最初筹备组的骨干之一，上交所的“老法师”沈翼虎回忆，当时朱镕基亲自来过孔雀厅好几次，每次都关心地问长问短，本来大厅二楼扶手护栏由几块玻璃拼在一起，他觉得玻璃之间有缝隙不够精致，要求换成一整块圆弧形的。筹备组专门请耀华玻璃厂定做，花了半天工夫才安装好。而股票交易必备的电话，在那时更是稀罕物件，还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专门去协调，才解决了上交所50部电话的线路。

有意思的是，筹备组去香港联交所考察时，发现那里的开市铜锣不错，也想照搬过来。回来后尉文渊派人满上海找，但是那些锣都太薄太轻，不够厚重，最后终于在城隍庙一个犄角旮旯的摊头上发现了一面厚重的铜锣，花了600多元搬了回来。

直到开业前一天，每个人都还忙个不停。当时已是上交所外联部工作人员的章玲还记得，开业前一晚因为事情太多，筹备组的20多人一夜未眠。12月19日当天，在500多位世界各地来宾的见证下，朱镕基在孔雀厅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此时，尉文渊却因伤把脚弄肿了，只能被人背到二楼，咬牙用力敲响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记开市的锣声。

资料记载，上交所开业当天共成交93笔业务，成交金额为1016.1622万元。其中股票交易的笔数为17笔，交易金额为49.4311万元。其余成交的都是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这样的数字，与今日的上交所相比显然是小儿科，但它却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步。

你可能想不到，虽然筹建时间如此之短，当时的上交所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领先了国际。

一方面是大胆采用了电脑交易系统。实际上，新成立的交易所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一直存有争议。章玲回忆：“开始不少人提议用打手势的方法，符合传统，显得热闹，但培训了半天，发现老是出错。还是尉文渊胆子大，提出了采用电脑配对交易的设想。”但设想归设想，电脑交易毫无先例可循，当时连银行月末结账靠的还是人工打算盘。尉文渊找来了上海财经大学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年轻教师谢玮，由他编写包括撮合、结算在内的应用系统程序，并找了深圳黎明公司做网络系统。 现任上交所首席运营官的谢玮表示，当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系统试验了无数次，虽然在开业前一天还运转正常，但所有人心里还是没底。“第一天交易完，有一位‘老法师’来找我，怀疑电脑账算错了，我吓了一跳。最终结果证明，还是人算错了。”开业首日电脑系统的完美表现，也让谢玮松了口气。这个大胆的创新，使上交所第一天就进入了电子交易时代，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交易所走在了世界前列。一些发达国家的证交所高管都认为，该系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不少国家还特地来到上交所取经。

另一方面是推行了股票无纸化。“不少人始终不信，我一大捆股票给了你，你到底放哪儿去了？”章玲至今还能记起当时各方的质疑和不解，为此和投资者不知道吵了多少次。要知道，最早的“老八股”股票交易是有股票样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纸。而上交所当时就是要回收这些股票样本，全部录入电脑系统。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经过不懈的努力，上交所最终完成了无纸化，大大提高了效率，中央仓库的保管工作也因此减少了很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大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证券交易所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少人纠结于交易所姓“资”还是姓“社”。在上交所刚成立的时候，英文如何翻译成为一个问题。龚浩成曾回忆，从国际经验来看，证交所都叫Stock Exchange，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是用的这个讲法。但当时有顾虑，因为社会对于Stock这个词仍比较敏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加上上交所成立初期，交易的是八只股票，而国债的交易有十多个品种。所以后来英文名就用了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这个英文名称直到上交所搬到浦东时才改掉。

无论如何，上交所的成立已经为中国证券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终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砥砺前行】服务实体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能变

弹指一挥间，上交所转眼已近而立之年。

国外证券市场走了几百年的道路，上交所正用28年的奋斗迎头赶上。目前，上交所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四大类证券交易品种、市场结构较为完整的证券交易所，拥有可支撑上海证券市场高效稳健运行的交易系统及基础通信设施，拥有可确保上海证券市场规范有序运作、效能显著的自律监管体系。依托这些优势，上海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投资者群体也在迅速壮大。

截至2018年11月底，上交所已有上市公司1449家，股票总市值达27.9万亿元，当年股票成交金额37.9万亿元，股票筹资总额5948.0亿元。债券挂牌数11804只，托管量8.1万亿元，当年发行量1.8万亿元，二级市场交易金额198.9万亿元。基金挂牌总数230只，总市值5037亿元。股票期权新增挂牌交易合约数392个，当年合约成交量2.9亿张。可以说，目前上交所股票市场各项主要指标都已经跻身全球主要交易所前列。

从“老八股”起步，通过不断创新，上交所在短期内实现了从股票为主的传统交易所向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均衡发展的综合交易所转型。创新，是上交所与生俱来的基因。2004年12月30日，国内首只ETF（交易所交易基金）上证50ETF成功设立，首发规模达54.35亿份。2015年，上交所股票期权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上证50ETF期权合约上市交易，为我国第一只场内期权产品。而即将到来的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又将是上交所的一次重大创新，有望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4年11月17日，上交所推出了前无古人的“沪港通”。伴随两个市场同时鸣锣开市，大陆与香港的资本市场克服了交易时间、货币汇率差异和市场监管的差异，正式实现了互联互通，境外投资者终于可以通过“沪港通”投资中国A股。这既是一种创新的制度，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的开放，也是上交所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目前，上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沪伦通”也已箭在弦上，它创新采用了CDR和GDR股权存托凭证模式，联通了东西方的资本市场。近年来，上证指数更是先后被国际知名的MSCI明晟指数和富时指数纳入，真正融入了国际市场，为国内市场带来了海量国际资金。此外，由上交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也在德国法兰克福开业，上线了ETF和人民币债券等产品，不久前还在法兰克福发行了首只D股，助力国内企业国外融资。同时，上交所还积极支持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上交所参与收购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股权。

在创新和开放的背后，风控，始终是上交所恪守的底线。自成立之初，上交所就不断完善自律监管体系。目前，已形成了对上市公司、会员和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监管的三大自律监管体系，通过其下设的上市公司部、会员部和市场监察部等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协调运作，有效地担当起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者的角色。通过纪律处分委员会和复核委员会，完善了自律监管处罚程序，保障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谢玮介绍说，上交所的监管是穿透式监管，更容易发现相关问题，这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下一步上交所将发力科技监管，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挖掘来找出更多风险问题。

“上交所不管怎么发展，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沈翼虎说，“当初设立上交所，就是要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企业筹措资金，壮大发展，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为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新经济的能力，上交所于2017年6月启动了“新蓝筹”（新经济+蓝筹）行动，为BAT类“独角兽”和“国之重器”等优质创新企业量身配备包括所领导、部门负责人、服务人员在内的专家团队，并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方式，做到“家家到人”“一企一策”，吸引更多优质创新企业选择上交所上市。此外，上交所还积极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加大“一带一路”债、创新创业债、绿色债等债券品种创新力度，丰富资产证券化产品，为实体经济添砖加瓦。

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最新的排名，上交所股票市场总市值、二级市场交易额、IPO筹资额均已处于世界前列。如果说，28年前，上交所只是一个刚刚走上比赛跑道的选手，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在这场赛跑中力争上游了。

【记者手记】敢闯敢试敢担当

采访中，谢玮展示的一张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里的几位年轻人意气风发，俨然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模样。

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当年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懵懂的年代，他们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顶住各方压力，摸着石头过河，顺利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也为之后中国的奋力追赶打下了坚实基础。

要说这群年轻人最大的特点，那一定是“敢闯敢试”。缺少专业经验，他们敢于学习实践，实现了从无到有；没有先例参照，他们敢于尝试创新，采用了电脑无纸化交易；面对舆论苛责，他们敢于勇往直前，闯出了一条路来。

他们“敢”的背后，则是各方领导的“敢担当”。采访中，几位当事人不止一次地提到，时任领导在关键时刻的拍板，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在迷茫时候的鼓励，让他们坚定了信心；在困难时期的大力支持，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也许，这就是改革人应有的样子。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和风貌，在改革的道路上抛开顾虑，认准方向，凭一个“敢”字，慷慨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