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霉素（penicillin，旧称盘尼西林）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天然抗生素。它的发现，结束了一个传染病近乎无法治疗的时代，也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曾几何时，青霉素只有国外才能够工厂化生产，不仅售价高昂，而且产量较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中国人而言，青霉素被视为“比黄金还贵重”甚至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救命神药。
1951年4月，上海成功试产第一支国产青霉素。1953年5月，我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药品的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应运而生，批量生产青霉素，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开启了抗生素研发、生产推广、自立自强的征程。在这段与青霉素息息相关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名字——汤飞凡、童村、马誉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在批量生产抗生素（上海市档案馆藏）
童村1906年出生，192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40年，被协和医学院选送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三年后，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在约翰霍甫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童村便开始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论文。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童村通过各种途径，终于获准去当时正秘密进行青霉素研究工作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NRRL），和正在筹划或进行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中间试制的施贵宝公司、默克公司、礼来公司参观访问，并获准得到了青霉素产生菌。这些菌株曾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我国研究试制青霉素的起步菌株。
1940年代，汤飞凡（右一）、童村（左一）等在实验楼前留影
二战结束前后，国民政府先后在昆明和北平建立了中央防疫所及天坛抗菌素研究所青霉素制造室。一批留美的微生物病理学家如汤飞凡、童村、马誉澂等，都以拳拳报国之心，带着青霉素菌株，冲破西方的封锁围堵先后回国，开始了中国青霉素研发的艰难路程。
1944年，汤飞凡等已试制得到了极少量的青霉素结晶。1946年起，童村、马誉澂等人在北平及上海利用国内仅有的4个100公升发酵罐开始小规模试生产，达到每毫升1400单位，并进行了发酵及结晶工艺改进的研究。可惜，当时这些努力与探索都还未取得实质性的技术突破。
1945年10月，陈毅在会见奥地利罗生特医生时提出要研制青霉素。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更是从军需民用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必须尽快筹建我国自有的青霉素工业生产体系。中国自主生成青霉素提上日程。
1947年秋冬，马誉澂（左）和童村（右）正在做青霉素提炼工艺的试验
中国抗生素实现零的突破，始于新中国成立两年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为了更好地支援尚未结束的战争和人民用药需求，发挥上海相对集中的医药资源优势，在军管会的指导下，组建了上海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统一领导所有医药企事业单位，承担了恢复生产、组织供应前后方药品器材需求的任务。
1949年9月，在接管不久的青霉素实验所基础上，成立了青霉素建厂筹备处，主要的技术专家就是童村。
1983年，一批1950年参与筹建青霉素实验所的元老合影
筹建工厂伊始，军代表史毓民等几经比较，最后将厂址选定靠近番禺路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美商马迪汽车修理厂原址，还一并盘下毗邻的延安西路1136弄3至7号小洋房和被称为22号大楼的一幢洋房建筑，挂牌成立青霉素实验厂筹建处。
当年的青霉素实验所就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即后来上药三厂104和101车间，以及原质监科，共25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配备有简陋的小型风冷水电设施、发酵罐及提取结晶等试验设备，还有原料仓储、菌种制备室、分析及成品检验室等。从原材料准备、发酵罐灭菌、提取结晶到最后成品一应俱全，真好比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1950年代初，史毓民（中）、童村（左三）在22号楼召开建厂会议
童村、马誉澂等人早年曾在几只100升发酵罐里进行小试，到了实验所后克服厂房、能源、设备、原材料等许多困难，自制了两个200加仑发酵罐，在小试基础上开始了中试生产。经过两年合计七百多天的不断试验和探索，终于在1951年4月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成品。
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试产成功后，士气大增。青霉素实验所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征得一墙之隔的炭黑厂和乐园地块，旋即组织基建、设计、机械加工等专业人员和操作人员的施工队伍，自主设计加工和安装了1500加仑规模的发酵罐及配套的种子罐和生产青霉素的全套设备。以后，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又征得地块扩建了生产动力系统、提取、无菌结晶房等相应生产场地和生产车间，逐渐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青霉素工业化之路。
试生产至正式投产期间，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全都穿着白色工作衣，每天把光亮洁白的马赛克地面和发酵罐地坑打扫得干干净净，保证青霉素制药车间干净整洁。据1952年就入职青霉素实验所的应纪才前辈回忆：那段日子里总工程师童村等科技人员总是每天早上六点就赶到生产现场，对工艺过程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
延安西路番禺路口的上海第三制药厂（图源：长宁区地名办）
为确保青霉素实验厂的安全，严防敌特破坏，车间内外还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守护，要进出实验厂，必须从现在的华山路穿过一条两侧都是洋房别墅的小马路，到达22号大楼实验厂筹备处后，才能进入试生产车间。车间的出入处均设立门岗，各级领导和战士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如同呵护摇篮里的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精力为青霉素工厂的顺利投产保驾护航。
青霉素试产成功后，紧随的任务是要提高到规模化工业生产的水平。11月间，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汪道涵传达了陈毅市长要尽快筹建中国第一个抗生素工厂的指示。在史毓民、童村们的努力下，1953年5月1日我国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依靠国外进口青霉素的时代。
1953年，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改制为国营上海第三制药厂，由黄河任首任厂长，童村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许文思和蔡聿彪等又一批海归科技人员相继到厂任职。上海第三制药厂就这样成为了我国第一座抗菌素生产工厂，5月1日成为建厂纪念日。
上药三厂非常重视发挥实验所原有技术骨干作用，并不断补充增加技术人员，其中有马世杰、蔡聿彪、许文思等人。药厂里一时间抗生素科研人员风云际会，兵强马壮。此外，厂里每年吸收一批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充实力量。
1950年代中期，上药三厂正在进行中试（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小规模试验）
当时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很多，如发酵液原料玉米浆、乳糖全靠进口。这些原料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种种限制给抗生素的试验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科研人员大胆设想，反复研究试验，最后选定了国产花生粉代替玉米浆。
另外，解决发酵染菌的问题是生产中的关键。在“青霉菌”发酵过程中，由于消毒不严常会发生发酵染菌的大事故：染菌的1500加仑发酵液要全部“倒罐”。据应纪才回忆，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厂领导与工人、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处处带头，以身作则，发动车间工人、技术人员坚持按操作流程办事，要求大家坚持全面观察，检查监督、总结经验，把染菌问题从工艺流程、设备改进、规范操作三个方向想方设法加以解决。
1950年代，上药三厂青霉素成品分装车间
青霉素批量生产获得成功，在当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特地拍了新闻片《华东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童村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
此后，上药三厂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只抗生素投产，并先后为全国培训了五千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输送了三百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骨干，还援建、包建了华北制药厂、江西制药厂等，真正成为了“中国抗生素的摇篮”。
从第一支青霉素投产至1989年，上药三厂相继研发并投产的品种有青霉素钾盐、普鲁卡因青霉素、硫酸新霉素等。另有小量生产或试产成功、转让或通过技术鉴定的产品如土霉素、金霉素、头孢孟多等。以上累计共有30多个品种。至1990年代初，生产水平、收率及产品质量等技术经济指标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
上药三厂抗生素产品
上药三厂首任厂长黄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心声说：“上海第三制药厂是新中国抗生素摇篮，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批青霉素，为新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每当回忆起这段历程我感慨万千……”
杂志编辑：王良镭
校对：王礼荣
新媒体编辑：陈皓
版式：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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