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有句名言：“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但一般说来，只有一个人在精神上完全成人，才能真正理解、认同并践行这句话。这也适用于判断一个城市的成长和进步。在初级阶段，每个城市整天追逐的无非是发展经济、拓展地盘及扫除竞争者，而只有发展到了更高阶段，才会主动承担起消除城乡和贫富差异、推进区域协调与均衡发展的责任。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提出：要扩大服务功能，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的品牌，让上海的名片更闪亮。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历经开埠175年、新中国近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漫长探索，这座中国大陆最发达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大都市，在心理、人格和精神上终于“变懂事”和“长大了”，并开始用“贡献”的新理念和“服务”的新算法来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扩大服务功能”的提出，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如同一个人的“社会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样，从一座“精明、工于算计、小富即安”的海派城市，发展到今天主动为其他人、其他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着想的新境界，上海同样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阶段和心路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从198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振兴”，到1985年国务院对上海提出“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表明上海在改革开放早期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怎么富起来”。

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以2001年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时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为标志，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大都市”取代了功能单一的“经济中心”。

此后，尽管上海已开始按照国际大都市来谋划和布局，但由于主要心思和精力停留在“城市怎么富起来”，在城市发展手段上主要是和别人抢政策、抢资源、抢人才等，而所谓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责任和担当，也不过是“纸上写写，嘴上说说”。

在深层次上看，这与上海选择的“大都市”定位直接相关。现代大都市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大都市”，二是在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群”。从发展理念和模式看，前者的发展目标是在空间、交通、人口、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成为“寡头城市”，在生态景观上表现为“大树下面不长草”。

后者的最高境界是建成具有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的“城市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圈。从城市性格和精神看，“大都市”就像唯我独尊、排斥他者和社会的“现代主义者”，而“城市群”更像尊重“差异”、承认“主体间性”在现实中能与“他者”和平共处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大都市”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想支配不想服务”不同，“城市群”代表了现代大都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成熟境界。

在世界范围看，由于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大都市”模式不断遭到质疑、修正和摈弃。而“组团发展”、“共生互动”的“城市群”，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并为解决“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上海和长三角共同走过的历程。

从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中央政府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意志始终如一。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在很大程度上与首位城市上海的不成熟、缺乏足够的责任和担当密切相关。以“扩大服务功能”为突破口和发力点，重构和创新上海的城市政策和战略体系，有助于摈弃“大都市”的陈旧发展思路和模式，充分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和使命，在新时代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

今年1月4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正式发布，对上海确立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新目标，同时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中提出“构建上海大都市圈”。1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和部署。在新时代和高质量的背景和要求下，“扩大服务功能”对上海城市建设如何破题和开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意义。

客观地说，一方面，不是上海过去没有服务，相反它的城市服务功能和水平在国内外均有良好口碑，另一方面，更不是说上海的服务质量差，相反它的公共服务机制和平台一直为国内城市竞相学习借鉴。但这并不是说上海服务已经完美无缺，而是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不足。

首先，过去的服务功能尽管不错，但却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城一地，承担国家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强，与中央政府对上海服务全国的期许和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上海本是江南地区的近现代中心城市，但过去长期醉心于海派文化或新海派文化，对传承优秀江南文化缺乏自觉意识。比如上海漕运本是大运河的一个重要支系，但与同样作为支系的宁波等完全不同，上海至今还没有提出参与共建大运河文化带的要求，此外还包括对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也缺乏战略谋划和重大动作。

其次，过去的服务也有质量，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相比，上海和它在整个国家战略格局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有诸多的不协调和短板。比如在大局意识上，上海的城市建设和战略布局过去主要是“替自己考虑得多，替其他人考虑得少”。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去一直不愿意把比较穷的安徽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中。比如在城市服务内容上，上海过去的重点一直是在交通、经济、金融、旅游等“能挣钱的服务”上，而在主要属于“区域公益服务”的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和人文建设等方面缺乏作为和主动性。这些也是在今天上海提出“扩大服务功能”、打响“上海服务”等品牌的主要原因。

在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地落实“扩大服务功能”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应在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目标框架内提出“建设全球卓越服务城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和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重点是从改革再出发的角度，以新型服务政府建设为核心，以全球卓越营商环境和城市公共服务环境为两翼，以建设服务平台体系和服务文化机制为配套，研究和制定建设全球卓越服务城市的政策和战略，推进上海的服务功能从一个孤单的“大都市”扩展到长三角和全国，同时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先进经验和模式。

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必定要为国家和人民想得更多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乐见其成，也是要一起努力奋斗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