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腊月，“回家过年”总会悄悄变成热词。诚然，赶上了高等教育最为普及的“好时候”，出生教育大县的我这个年纪的人，几乎都会在18岁的年纪，或远或近地离开家乡，成为负笈异乡的游子。然而，至今还躲在象牙塔不肯出来，并保持单身状态的我，事实上无论是心理情感还是物质基础层面，却从未真正“离家”。因此，对于我，并无身在职场的辛酸无奈和另一个小家庭的牵绊纠缠的“回家过年”，更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我常常在想，人们每到岁末，就心心念念要排除万难回家过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故乡的风，故乡的云吗？或许我离乡不久，也实在常常回来，着实没有觉得它们的特别生疏；是为了南黄海的海鲜、老街的烧饼吗?或许偶尔会想念吧，但对它们的思念，也不会强过巴黎街头的法棍或者瓦伦西亚海边的paella。就我个人而言，“回家过年”，大概就是一种团聚与陪伴。我想看看老爸有没有认真保持体型，妈妈又买了什么漂亮衣服，奶奶还咳不咳嗽，爷爷是不是还天天开刀查房；然后再卖卖萌、耍耍宝，让他们看看我。毕竟，这一年到头，我见我所在法学院保洁阿姨的次数可能比见他们还要多。仔细想想，处于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性当中的我们这一代，对于亲情实在表现得太过“残忍”。毕竟，我的父亲如果愿意，可以天天去奶奶家蹭饭；而到了我们这一辈，要是没有了寒暑两个大假期，好像一年当中，真的只有过年的机会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念及于此，似乎就不难理解这年复年年的“候鸟归潮”了。

然而，在台湾待得久了，似乎越来越体味到“回家过年”中更为强烈而深邃的意涵。因为两岸关系的小波折，部分春假直航加班机被取消，于是，我几乎所有的台湾朋友见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过年回得去吗？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人们对于“回家过年”竟如此紧张。最有意思的是票房里的寇奶奶，今年整90，丹东人氏，1949年跟着国民党播迁来台，至今妆容精致，唱戏满宫满调，白兰地、威士忌来者不拒。可就是这个老太太，两个月前就像个小姑娘一样兴奋地开始絮叨——她订好了机票要回家过年了，还一个劲儿地埋怨在美国的女儿为什么三月份要来台湾玩，不然她就可以在家里待上三个月再回台湾的。我莫名地有些诧异和感动，原来对于老太太来说，住了70年的台北没拴住她的心，生她的丹东才是她魂牵梦萦的家啊。一日陪老太太喝酒，她有些微醺，抓着我的手说起1987年底，台湾当局终于开放赴大陆探亲，她排了多少队，托了多少人，填了多少表，就是要抢第一批名额，终于借道香港，才踏上久违的黑土地，说到最后，竟只剩下反复的一句“我想家啊！”……

在台湾这些年，不论台前幕后，常常有机会参与一些京剧演出。台下的观众和看台上的戏中人都热闹，我却爱看台底下的人间戏。时间久了，自然会认识一些场场不落的熟客，往往不是1949年来台的“外省人”，就是之后嫁过来的“大陆新娘”。我最不忍心演的就是《四郎探母》，每当杨延辉出场念四句定场诗，“失落番邦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我扒着侧幕帘看台下，一定有许多须发皆白的老伯伯开始擦眼泪，我知道，此刻的他们都是失落辽邦的杨四郎。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的出过关、见过娘了呢？就像一位看完《玉堂春》后直接泪崩的大姐说的那样，她就是戏里的苏三，嫁来台湾就如“鱼儿入网有去无还”，南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回去过一次，可站在中华门哪儿也不认识，她觉得害怕。所以不管专业的还是票友演出，只要有京剧，她每场必到，用她的话说，她这后半生，就指着这点儿时听惯的腔调活着了……

最让我震动的，是一次去退伍老兵安养院慰问演出，我“谯楼上”三个字刚一出口，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老兵爷爷瞬间老泪纵横，演出完后还在呜咽抽噎。院长来道乏，说谢谢我，原来这老爷爷已经完全失智，谁都不认识，也拒绝跟人交流。可一听到这段西皮唱腔，他突然想起了童年父亲带他看的第一出戏，就是程先生的这出《荒山泪》。他开始跟陪护说话，他嗫嚅着，他想家，想父亲，想北京城……

我忽然明白，海峡这边的朋友对于“回家”为何会如此的执着和悲伤，这是一种经历了无情时光的沉淀打磨和冷峻历史的波诡云谲与翻云覆雨，所升华出来的最质朴却也最炽烈的情感呼唤。小时候，我们都念过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局势和缓的前些年，我几乎真的要认为台湾和大陆隔着的，不过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如今余先生仙游，我才惊醒，无论海峡的深浅，从今往后的每一年，余先生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家过年”了。我不敢亦不忍深想，海峡这边，年复一年的故乡今夜思千里之后，其实又有多少霜鬓是等不到明朝又一年的。因此，我总觉得，或许真正最该回家的，不是哪一个个体，而是这方土地。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自1949年以来，台湾离家已经整整69年了，够久了，也该期待有“回家过年”的那一天了吧。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