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有多难学？随便问一位北方人就知道了。你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待上一周便能大致摸清当地方言的规律节奏，熟悉语音语调。可不少定居上海的外地人，却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甚至参加专门的语言训练班，才勉强能说“洋泾浜”。上海人被扣上了“排外”的帽子，大约也是因为高难度的上海话天然带有的社会排斥功能。“会说上海话的是上海人，不会说的是外地人”。

不过，随着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在大江南北实现普及，加之北方多地方言搭载着流行的曲艺形式不断焕发活力，如小品中的东北话，相声里的天津话，电影里的河南话、山东话等，上海人也开始听得懂、甚至正确使用大量北方的语汇，这被社会学界部分专家看作是上海本地方言走向衰落的起点。

今天的上海方言，其“强势地位”还真实存在吗？在上海这样一个全球的、多元化的大都市里，究竟还有多少社会和语言上的空间是留给本土方言的？再过20年，又会有多少人能用上海话完成日常交流？上海话的未来，值得探讨与深究。

上海话遭遇“劲敌”，陷入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上海话是吴语的一个分支，人类使用它的历史不过100多年。在上海开埠后，大量国内移民、外国殖民者给当地的语言注入了各种新的元素，最终形成融合了英语、法语、江浙方言等为一体的上海话，其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去年，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社会学系共同举办的一场“城市对话”论坛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研究专业讲师徐舫抽丝剥茧地解析了上海话的使用境况。

他指出，国内几千年来的语言体系都是“双轨的”，有一套高级的、官方用于书写的系统（high language）和通俗的、日常用于交往的系统（low language）两种。它们互相平行，井水不犯河水，共同支撑起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沟通环境。

比如在90年代上海的中小学里，普通话就属于“high language”。“只有会上传达重要文件，或者教师授课时才使用。如果是校长批评老师，老师批评学生，一定是说上海话的”。这恰恰体现了语言的功能和形象：用普通话来表达正式的、正面的意涵，而上不了台面的、通俗化的表达，才用上海话——low language。

2000年前后，国家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并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政策约束，首先对国家公务员、教师、播音员等群体形成了强有力的语言引导，普通话在公共空间迅速推广。

再加上城市人口结构发生着巨变，社区内的人群交往、邻里关系经历重塑，上海话的使用环境甚至被局限在家庭内、朋友圈内，普通话大面积代替上海话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有时，两个上海人谈话中突然涉及到一个非本地名词或术语，也可以立即切换成普通话表达，这是自然发生的语言表达借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赵蓉晖举例。

再过20年，上海话会不会陷于“濒危”？徐舫深表担忧，随着方言在代际间传承的弱化，未来拥有上海话这种语言能力的人会越来越少，上海话迟早要被“挤出”这座城市的。

普通话能转化成资本，让上海话“情何以堪”

为什么上海话越来越没落？恐怕还不单单是交流空间遭受挤压。徐舫认为，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关系等实用价值，这加速了上海话的边缘化。

“一个80后上海小伙子告诉我，他初高中读书的时候，普通话说不好还没什么。上了大学，普通话讲得好的同学，做课堂展示时老师自然会给高分。回到家，他便不再和父母说上海话，而是抓紧时间操练普通话。后来成绩慢慢上去了，对以后工作的提升也有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资本、文化资本最终可以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

那么，上海话能转化成什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放在过去，会说上海话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认同，“它能够给人带来社会地位，以及种种实际的利益。所以在1949年以前来上海的人，必须受上海话影响，习得本土方言”。

然而当今的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中青年劳动人口中，本土人口比例下降，外来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他们不说上海话，但从生活环境、户籍身份来看，都是上海人。“上海人”的身份概念与“会说上海话”之间的联系被稀释，甚至被忽略。

与此同时，新的身份认同开始与“资产所有权”挂钩，与重新整合的社区挂钩。能够显示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工具，不再是“你是否会说上海话”，变成了“你住在哪儿？”。同个社区的居民，不管说什么话、是哪里人，甚至可以是外国人，因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相当，从而可以站在同一阶层上感受和消费这座城市。这些新的社群，他们可以有线上线下的组织，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丝毫不受语言排斥的影响。

失去语言魅力，上海话的“传承”将是空话

上世纪初期，上海话仍是一个不断被创造的“活的”语言，所有外来的移民不断将南腔北调注入它。然而在于海看来，90年代以后上海话已经不再具有创造功能了，以金山、奉贤田山歌为代表的基于当地方言的文化形式，也只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无法面向外部拓展，也就难言新的机遇。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章超进一步将方言和普通话的创造力拿来类比，并指出，方言背后隐藏着“老乡”这一使用群体，主要功能是便于相互拉近情感。然而用在创作中，这反而是一个制约因素。“我们看papi酱的节目、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发现这些非常有意思的文本，都是在普通话的基础之上，加上了街头巷尾的深度故事创造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方言，可能会在本地红起来，却没法走向全国。就连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文学作品《繁花》中也规避了很多上海人专用的词汇、语汇，因为上海话和普通话差别大，离开了上海语境，那些梗人家就get不到，语言的魅力就消失了。”

徐舫表示，现在上海电视里面确实有一些说上海话的节目，比如老娘舅，它是讲老百姓的生活的。但是，播新闻、做正事的东西都是普通话，说上海话的是什么节目？是家长里短、吵架等内容，家长是不会让小孩去看的，甚至于白领家长自己也不大会去看。地方语言的确应该传承给下一代，可如果他们接触的不管是书写的、还是语音的，都是普通话，最终“传承”就是一句空话。虽然很多方言保护者希望“上海话”成为概念中的上海名片，但徐舫表示对此并不是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