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红瓦矮房子，在四周高楼林立的今天，成了“都市里的村庄”。那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我儿时的许多回忆，也有同我一起长大的男男头和小姑娘，留下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故事。如今，这块地方先后都已拆迁旧改，估计用不了多久，这里将被夷为平地，老房子都要拆了，故事成了记忆，并随着我们老去而远去，就像小姑娘成了老婆子。照片是在长征医院26楼心内科病房北面的茶水间由南向北拍的，右手边是南北高架路。最远的苏州河北地区，小时候我们叫“浜北”，当年那里都是棚户区滚地垄，现在已是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今非昔比了，让这片红瓦矮房子更显矮了，旧了，所以要拆了。

这张照片，我是在南苏州河路成都北路角子头上的良友大厦顶层平台上由北向南拍的，最跟前的一大片红瓦房子是东斯文里，左手边的白色四层小楼是三中心小学。这片红瓦矮房子，东（左）起成都北路，如今一桥飞架南北，成了市中心最繁忙的南北高架路；南到山海关路，看得见的一大片绿地，是静安雕塑公园和崭新的自然博物馆；西边是大田路，我小时候叫大通路，靠近苏州河的大通路路西，是西斯文里，如今塔吊日夜旋转，已是个大工地。

大通路以东是东斯文里；北面已紧贴苏州河，我小时候，夏天常到苏州河里游泳，回家少不了挨外婆一顿凶。最牛一次，我在苏州河里游泳，来了一只小货轮，“破破破”冒着黑烟的那种小汽船，关键是后面拖着好几条木船，每条木船上都装满了西瓜，但木船上却没人。我看到比我大的小孩子都游到船边扒西瓜，船上的西瓜都是像金字塔般堆垛起来的，只要底下扒掉一只，噼里啪啦会掉下来好几个。西瓜在水里是浮在水面上的，最后是我们每人抱着一个西瓜，像抱着救生圈一样回到岸上，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背后则传来汽船上大人的大骂声。

整个地块中间有一条新闸路东西贯通，东斯文、西斯文在新闸路以北，新闸路南面有松寿里、培德里、经远里、泳吉里等等。儿时还有3路有轨电车从新闸路弄堂口通过，车身好像是墨绿色的，车顶是黑色的，有根“小辫子”。驾驶员是站着开车的，两手握着黄铜的扳手，掌控着电车的方向。“喇叭”在脚底下，一踩“铛铛”响，所以大人小孩都叫它“铛铛车”。铛铛车最受小孩欢迎，每当吃饭时，大人常会说：“囡囡阿拉快点吃，吃好了去坐铛铛车。”记得每逢过年，外婆总要带我去虹口亲戚家，坐的就是这3路有轨电车。正因为新闸路在这个地块是条主干道，因此现在说起，总会冠以“新闸路老房子”，以示与别地儿区别。

我并不清楚这个地块形成的准确年份。查资料得知，西斯文里建于1914年，东斯文里建于1918年，当初那里的住户大多是社会中产阶层。抗战爆发后，难民越来越多，从浜北涌到了苏州河南面，这一地块的住户成分开始复杂起来，并日呈下降趋势。以我的记忆感觉，这一地块的居民大多属于小市民阶层，他们中没有浜北棚户区里的拾荒者，但也很少有像徐汇区、卢湾区那些高档地段里的上流社会人家。这个地块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做做吃吃，略有结余的人家，稍微好一点的有个体小厂小店老板，公司里的小职员，学校的一般教师，略差一些的是小摊小贩，厂里的工人等等。总之，那时候上海地区居民档次的划分，基本上是以住房的租金价位档次为标准，新闸路老房子的档次，也就决定了那里所住居民的经济收入和成份。

我小时候先住在松寿里6号，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挤在一间10平方米多一点的三层阁里。松寿里虽说也属于旧式石库门里弄房子，但属于比较差的一种，两层楼房，楼上有前楼、后楼、亭子间，楼下有天井、客堂、和与灶披间一墙之隔的“客堂后背”。三层阁也叫“假三层”，据说二房东为了赚钱，在本来相对比较高的前楼，利用斜屋顶的空间，中间拦腰又加了一层，下面的房间仍叫前楼，上面就是三层阁了。所以我家的三层阁，就是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尖顶，中间大人都能站直，两边只能猫腰低头。

朝东山墙有一扇窗，探出头去可看见我就读的新闸路一小的操场和“东洋房子”。南面屋顶的大斜坡上，开了一扇“老虎天窗”。据说上海话“老虎天窗”一词儿来源于英文Roof，屋顶的意思，而读音则与上海话“老虎”相近。在屋顶上开个窗，看出去只有天，“Roof天窗”自然天成。依稀记得，我家的那个老虎天窗，最初时只是一个木框镶一块玻璃，窗框前沿连个木撑头，木撑一头拧着两个“羊眼”，连着木窗框，手握的一头用火烫几个洞，墙上打个钉子，用于固定木撑头。撑头往上顶，窗就打开，又有光又透风。后来，天窗扩大了，还加盖了瓦，成了能左右开启的两扇天窗。再后来，我们搬到了34号前楼。上图左上的尖顶东山墙里面，就是我家住过的三层阁，尖顶下一扇东窗和后面斜坡上的老虎天窗，清晰可见。我是站在当年小学的操场上拍的，前面是操场的白色围墙，正前方就是“东洋房子”。

我的幼儿园是在马路对过的东斯文里，那时叫大纲里幼儿园。好像听人说过，最初那里有堵墙，墙西边是东斯文里，东边是大纲里，幼儿园在墙东边，所以是大纲里幼儿园。后来墙拆了，外头人管这里都叫东斯文里了。照片正中央的地方，就是当时大纲里幼儿园的大门，再后来，就是新闸路幼儿园了。如今快六十年过去了，这地方现已面目全非，门不是门，窗不是窗的，据说幼儿园也成了什么单位的仓库。东斯文里已经拆迁，据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第二个新天地，但是大纲里幼儿园估计是回不来了。

这是一张已经保存了56年的毕业照，可谓珍贵异常。照片是当年在大纲里幼儿园大班毕业的一个班级的集体照，照片里有我，还有我的小朋友们。

后排最右边那个穿连衣裙的大人，是我们的班主任小陈老师，因为幼儿园里还有一个老陈老师，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以示区别。小陈老师活泼可爱，能歌善舞，从两条小辫子还扎着蝴蝶结就可见一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她。最左边那个穿深色衣服的是金老师，金老师年纪大些，很凶，小朋友都怕她。现在来看，这样的师资搭配，堪称完美，年轻漂亮的小陈老师，能培养小朋友的爱美之心，严厉的金老师，能教我们从小守规矩，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大纲里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在这个地块里，各方面条件都算比较好的。依稀记得幼儿园进门是个操场，右手拐进去是个小方院落，一圈都是平房教室。

这是一张在东斯文弄堂里拍摄当即就引起我许多儿时回忆的照片，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张。而且走遍东斯文里，再没见到第二家：石库黒木门外，还有一扇小花格子门。这样的门大凡有两个功能，一是夏天主人常开大门，合小门，透光又凉快；二是可部分遮挡屋里厢主人的生活起居。我小时候住过的松寿里6号的客堂里阿娘家，就有这样一扇小门。大热天阿娘每天擦完睡觉草席的水舍不得倒掉，还用来擦一遍这小门，干干净净锃锃亮，看着都舒服。

那天我揣着相机走进了东斯文里，本以为那里已经动迁，像西斯文那样很快就将听到打桩机的哐啷声和看到塔吊“高举高打”的身影。而且那里的房子，确实绝大部分都已人去楼空。可没想到的是，那里居民告诉我，东斯文里可能不拆了，有可能改造成上海的第二个“新天地”。噢，既然留有了时间，那我更应该抓紧拍点什么带回去。

根据上海地方志：斯文里坐落于新闸路北的大通路（今大田路）两侧，以路为界分东、西斯文里。总占地4.66公顷，共有二三层砖木结构石库门住宅706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旧式里弄。西斯文里始建于民国3年（1914年），东斯文里建于民国7年（1918年）。东、西斯文里最多时曾聚集2700多户人家，是上海后期石库门里弄住宅规模最大的里弄。 两个资料的数据差不多，可见斯文里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因此她不仅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遗产，更是上海人的文化遗产。

这张照片从外观上，能比较清楚地看出新闸路老房子的一楼、二层阁、亭子间、晒台和三层阁、老虎天窗的层次次第。当时那一片新闸路老房子的住宅单体设计，多属于简易石库门房子，主要为了适应小型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需要。平面布置多数为单开间或一厢房，底层有客堂和厢房，二楼有“前楼”、“后楼”；灶披间（厨房）都在北面，很小很挤，大多为公用，常常是不到10平方米的灶披间，要放七八只煤球炉子，还有临时歇手的小台小厨小柜等，还有洗涮的自来水斗等等，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灶披间上面有亭子间，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所以，像这类结构的老房子，至少有两家人家最苦，一家是亭子间，因为朝北，冬天冷，又因为在灶披间上面，夏天烤得热；另一家是“客堂后背”房间，是夹在客堂和灶披间中间的一间暗室，终年不见太阳。

这张照片中，中间开着四五扇小窗的地方，是石库门老房子里典型的“尼（二）层阁”，高度大多数抬不起头。我拍下它，是想从内部更形象化的解剖尼层阁。照片中间亮堂的空间，原本结构多为天井，一般人家推开大黑木门，进去就是天井，穿过天井，才进客堂。后多因家中人口增加住房不够用了，或二房东为多赚钱多出租房客，在天井顶上搭棚，天井就变房间，再不够就又在原本很高的客堂间上再搭尼（二）层阁。最终，就变成客堂上面有尼层阁，尼层阁上面是前楼或者后楼，前楼上面又有三层阁的总共出现五层楼的格局。试想一下，如果把这房子从中间剖一刀，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就是鸽子楼。

石库门老房子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最早洗涤用的自来水龙头只有灶披间一只，水表都安装在后门口外水泥地下，水费是按人头均摊。后来随着各家人口逐年增加，家庭人口数量不同，习惯也不一样，用水付费的各种矛盾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于是就先后出现了一家一个水龙头、并且集中安装成堆的拥挤景象，如此洗涤和用水都大为不便。后来就逐渐向弄堂要空间，发展到各家各户在后门口砌水斗并把水龙头接出来，最后就形成照片中的奇特景象——门口有一排水斗，现在叫水槽，一家一个，互不干扰。小水表都安装在灶披间里面，也是一家一个，密密麻麻，现在人实在难以想象。

拍这张照片时，我采用了街拍手段，看似我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凌乱的洗涤场面，实际上对焦点是远处那位正在洗澡的老兄。这样的情节现在已经非常难见，其实小时候的我，却经常在弄堂里洗澡，因为我们住的石库门老房子没有卫生设施，而女孩子就只能在家里用木盆洗。记得那时最绝的“弄堂淋浴法”，是从晒台上的自来水龙头接根橡皮管子，按照“水往下流”的自然法则，把橡皮管子顺着墙下放到弄堂里，洗澡时只要下面的小朋友叫一声“开”，自来水就哗哗流下来，爽啊。家里的女人们就没这个福气了，他们只能在室内用澡盆洗，我们家有个红漆木大澡盆，直径应该有一米多，能盛很多水，小时候坐在盆里洗，很开心，还能玩水。但长大了，就知道老石库门房子里的人，洗盆浴有多麻烦。先要把烧热的水，从灶披间拎到家里，倒进盆里，一般情况下，就用这点水抹肥皂冲洗，从头洗到脚，考究一点的，外面再放个脸盆盛清水，用来最后冲干净。洗完后，还得把脏水倒到提桶里，拎出去倒掉，非常麻烦。大热天，洗把澡后，应该凉快，但等你把这些活儿干完，又是一身汗，澡也白洗了。

住过石库门老房子的人家，晾衣服大多是用竹竿，举上收下，还须靠一根丫叉头帮忙。底楼人家晒在弄堂里，楼上人家晾在晒台上。我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习惯，大人洗好衣服，只要叫一声，就知道是要帮忙扛晾衣裳竹竿。机灵点的孩子，还会捏一把木夹子备着，大人会用来夹衣物，以免风吹掉落地下弄脏。后来搬了新公房，大多数人家朝南安装了晾衣架子，所以竹竿还都用得上。如今越来越多人家搬进了高层居住，长竹竿和丫叉头已不多见了。

这样的景象在老式石库门弄堂里比比皆是。老人家们都舍不得扔东西，只要是个盛器，即使破旧不堪，装点泥土，就能种花种草。凤仙花、太阳花是我小时候见的最多、也最喜欢的。

这只破痰盂罐子和里面的小葱，让我想起儿时糗事：那时家里找个犄角旮旯种点小葱是常事，大人烧菜需要时，顺手摘点，洗洗切切就扔锅里了。有一年我养了两只小鸡，常把长在花盆里的小草剪下来喂鸡。有一天我稀里糊涂把盆里的葱都剪下来喂了鸡，被外婆骂了一顿。后来小鸡长大了，母鸡天天生蛋，公鸡早早打鸣。过年时，外婆把公鸡杀了，害得我和妹妹都大哭了一场。 

大约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从松寿里的6号，搬到了34号，住房也从三层阁，改善为前楼，照片就是34号的后门弄堂，最里面一个门是36号，已经是弄堂到底了。其实像这种石库门房子，比较好的应该是三开间的格局，也有称“三上三下”的，楼上的中间一间是客堂楼，客堂楼一般都朝南，两边有东西厢房；稍差一点的是两开间的，二上二下，即只有单边的厢房；松寿里的石库门，是最低级的那种，只有一开间，没有厢房，所以中间的客堂楼，只能叫“前楼”，我家新搬的34号的房间，就是那种前楼。当然能从冬天冷、夏天热的三层阁，改善到冬暖夏凉的前楼，已经是大大升级，前楼不仅采光好，也更通风了，是整幢房子最好的一间。在这里我们一直住到80年代初，连我结婚的新房，都设在这个前楼。可惜没能留下影像资料，待我三年前想起去拍的时候，这片老房子已经动迁，34号早已人去楼空，前门后门都被封了。

如此景象，在如今的新闸路老房子里，已经找不到了，这也是我于2014年在东斯文里拍摄的。而在过去，冬天孵太阳，夏天乘风凉；小朋友踢毽子、造房子、打弹子、滚铁箍，大人们，邻里之间，家长里短，今天你家吃点啥，来个什么客人，整幢房子甚至隔壁人家都知道的，弄堂里可热闹了，而且这种热闹往往是天蒙蒙亮就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入夜睡觉。有时候晚上也不太平，这家在打孩子，那家夫妻在吵相骂，寻死觅活，摔碗砸碟，声音响得隔壁人家听的清清楚楚。这种老上海的弄堂文化，如今已成了社会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了34号，是在弄堂踱底，夏天每到乘风凉时间，邻居几个爱摆弄乐器的小朋友，各自搬个小板凳或竹靠椅聚拢在一起，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也不影响弄堂的交通。

这是我拍摄东斯文里“远去的记忆”组照过程中，最大的发现。当我一眼看到时，几乎惊呆了，我根本没想到在上海市中心，居然还保留着这样一幅画。这幅描绘在以沙子居多的劣质水泥墙上的《毛主席去安源》壁画，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算起，距今至少应该有40年历史了。因为画“去安源”最盛时期是60年代后半段，按此推算，40年只少不多。此幅画虽历经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形象依然基本完好，甚至细看还能分辨出清晰的笔触，实在万分难得。

一位老伯，倒好马桶（这已是马桶代用品——痰盂罐了），拎着慢慢回家……当我在东斯文里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时，就知道，此画面应该是我这套组照的封底了。据记载，解放初，上海旧市区范围，仍有9214条里弄，里弄住宅达20万幢，面积占全市总住宅一半以上。2014年8月，同济大学著名建筑学家阮仪三教授通过媒体呼吁保护里弄，他说五年来拆了三分之一。《远去的记忆》很可能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时代在前进，石库门老房子、旧式里弄的那些记忆，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