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王建宇，是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他提出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总体技术方案，成功建立了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科学实验系统，确保了三大空间量子科学实验的圆满完成。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认为自己成长的过程并不顺利，高考没有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考了两次。但他喜欢思考科学问题，遇到困难不退缩，看准了目标会坚持向前。

双休日总会出现在实验室

王建宇喜欢读书，自称是一个“宅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已经在宁波新华书店当了两年营业员，捧着“铁饭碗”。求知心切的王建宇下决心参加高考，很多亲戚朋友想不通，觉得放弃现有的工作十分可惜，也不知道将来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考研失败的他成为了别人羡慕的大学老师，但他还惦记着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他说服了父母和正热恋的女友，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从此，不管是2000年担任该所所长，还是2007年到中科院上海分院担任副院长、2017年担任院长，即使管理工作再繁忙，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实验室。双休日，只要在上海，他就一定会出现在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他的团队讨论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问题，有时遇到任务紧，会从早上8时一直讨论到晚上很晚。

30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正是源于对科研工作的执念和热爱。从只有3万元经费的第一个小项目，到量子卫星这样的重大工程，他都报以同样的科研初心。“只要做人家没做过的事情，都会觉得很兴奋。”

他至今记得去年 “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后，在量子卫星的地面站，第一次仰望着 “墨子号”卫星缓缓划过浩瀚的夜空，“它是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那一刻，他的喜悦就像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连说“我不干了”的资格都没有

除了留存心底的喜悦，更多的是解决问题的苦恼。“作为航天项目负责人，责任重大，遇到难题，有时候你连说‘我不干了’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限时限刻解决问题。”

2000年以后，王建宇团队承担了多项嫦娥工程和载人航天中的空间光学有效载荷任务，遇到的困难经常是出乎想象。在做嫦娥一号激光高度计初样时，各项指标在地面都显示正常，但进入真空罐进行环境模拟试验就出了问题，这其中有N个可能的原因,必须静下心来逐一排查。

还有一次，眼看第二天就要接受工程总体单位的检查，但激光器却突然坏了。这个时候，只能迎难而上全力解决问题，最后终于在凌晨时分找到了原因。

加班，对于搞航天任务的科研人员来说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比加班更“折磨”人的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压力。

在一次次接受挑战中，王建宇带领团队研制了系列化空间多维高光谱遥感系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空间激光遥感仪器嫦娥一号卫星激光高度计，在200公里轨道上实现对全月球三维地形获取，实现了我国激光遥感技术首次空间应用，为我国探月工程作出重大贡献。

对于做工程的人来说，没有99%

如果以天地为幕，来一场光子在空间的舞蹈，是一个有关量子卫星的科学梦想。这个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卫星载荷。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坦言，卫星研制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就是有效载荷。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作为量子卫星载荷总体单位，牵头研制了量子密钥通信机和量子纠缠发射机2项主要有效载荷，并参与了卫星上其他载荷的研制工作。

“这些学生娃什么都不懂，能把量子卫星载荷做出来？”一位航天专家当年对项目负责人王建宇推心置腹，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以前的科研工作，在国际上都有先例可寻。哪怕人家对你技术封锁，但总能找到别人成功的依据。但量子卫星的研制工作，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一切没有先例，全靠自己创新实现。王建宇带着几名朝气蓬勃的研究生，埋头钻研了起来。

高原上的青海湖见证了这支队伍的韧性和努力。2008年10月，青海湖的夜间温度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他们在山上搭建屏幕，再从远处打一束光过来，进行对光。开始的时候，实验的手段非常简陋，只能在不同的山头各打一个手电筒来引导激光的对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中科大和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共同合作的世界上首次浮空平台和近百公里的量子密钥分配实验，在青海湖畔完成。这也标志我国突破了建立星地量子通信的关键技术。

“对于做工程的人来说，没有99%，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王建宇说。2016年6月，卫星顺利通过出厂评审，但在最后一次测试中发现一个激光器的能量变小了。这也许只是性能的波动，但王建宇和卫星总师朱振才果断提出，绝不能让卫星带问题上天。当时，卫星和火箭的专列计划都已上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卫星发射时间就可能要向后推迟一年。“决策的压力可想而知，而直接做的设计师压力更大。”上海光机所、上海技物所、中科大、小卫星研究院等单位齐心协力，联合攻关，大家几乎都没有了睡觉的时间，终于从原理上彻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