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这本茅丽瑛的记事本，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纪念。那天，她的同仁、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郁钟馥在办公室听到枪声，从楼上奔到茅丽瑛身边，当时茅丽瑛很镇静，叫她不要惊慌着急，并从衣袋里摸出这个小日记本交给她，日记本内原有不少茅丽瑛同志的手迹，因当时的环境恶劣，郁钟馥把有字迹的纸都撕掉了，余下的保留到1959年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茅丽瑛的记事本

 “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一个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茅丽瑛（1910—1939），生于杭州，自幼家贫，兄夭亡，六岁丧父，举家离乡，投奔上海亲戚谋生。1918年入上海启秀女校，聪慧颖悟，品学兼善。1930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未满一年便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1931年3月考进江海关（今上海海关）任秘书课英文打字员。“九·一八”事件以后，曾踊跃捐款，援助抗日，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茅丽瑛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江海关支部秘密成立，组织了华籍职员以文会友的进步团体——乐文社，并吸收茅丽瑛等积极分子参加半公开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通过学习和积极参加“乐文社”抗日救亡活动，茅丽瑛从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次年“八·一三”战事一起，茅丽瑛就作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的负责人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当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她毅然决定参加海关华人组织的“救亡长征团”，奔赴广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因计划改变，从广州回上海启秀女中任教，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5月，茅丽瑛经原江海关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实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领导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上半年，茅丽瑛代表“职妇”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救济难民和募集抗日部队军棉衣的任务，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 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她们借“大陆电台”举行平剧（即京剧）大会唱。这一举动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受到了敌人的重重阻挠，有人给电台投寄附有一颗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后来又胁迫有关单位拒绝借出义卖的会场。茅丽瑛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平剧大会唱照计划进行。以后又组织了一次粤剧大会唱。两次会唱，推销了大批代价券，征集了大批义卖品。日伪特务威胁未成，就策划破坏义卖会。许多单位接到特务的恐吓信，不敢提供会场。茅丽瑛表示：“不惜为义卖牺牲一切，决不动摇！”

▲特务的恐吓信

在茅丽瑛 “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精神感召下，“职妇”同仁齐心协力，最后决定以南京路福利公司二楼为义卖会场。会员们彻夜布置，如期开幕。当天下午，突然闯进多名暴徒，大打出手，茅丽瑛带领参加义卖的人员与敌伪暴徒的捣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将两名暴徒扭送公共租界工部局。打退特务后，整理好商场，继续营业，直至胜利闭幕。义卖所得款项悉数用来募集军棉衣和救济难民。茅丽瑛的行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几度受到敌特的威胁。党组织安排她转移，但她临危不惧，坚持要把“职妇”工作安排好了再走。接着，又在法庭上公开作证揭露敌伪破坏义卖的阴谋，使义卖得以圆满结束。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茅丽瑛在“职妇”开完会走出福利公司门口时，突然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中3弹，当即被送往仁济医院。虽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再加敌伪对院方施加压力、严密监视，12月15日下午2时，茅丽瑛不幸逝世。消息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2月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祭，声势浩大。这是上海人民继1936年鲁迅出殡大游行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会和公祭。

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了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悼念大会，陈毅同志题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89年12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处勒石纪念。翌年12月12日，卢湾区人民政府、上海海关、第十二中学（原启秀女校）共同塑像于其母校。烈士遗体今葬于上海烈士陵园。电影《七月流火》即以茅丽瑛事迹为题材。

纪念馆藏品中的特务恐吓信是“物品慈善义卖会” 期间，日伪特务机关投寄给茅丽瑛进行威胁恐吓的证据，并附有一颗子弹。

▲职业妇女俱乐部会徽

藏品中的职业妇女俱乐部会徽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标志。其前身是“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它成立于1935年，是各阶层职业妇女自发性的组织，茅丽瑛同志就是其中核心领导。1938年5月，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把“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改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CBGC）。“八·一三”抗战爆发，“职妇”的会员们直接参加了抗日行动（如缝制伤兵衣服、慰劳前线抗日军队及难民收容所等），1938年5月5日茅丽瑛当选为“职妇”的主席，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职业妇女俱乐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救济难民的工作，成为当时救亡运动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