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一辆好车，不仅看动力有多强，也要看制动怎么样。刹车靠不住，油门越大就越危险。”市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在今天市政协常委会议上说，“城市安全管理这套‘刹车系统’好不好，也许比‘油门大不大’更重要。”

上海，一座拥有2400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超过500万，大体上有3000万人口的城市，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目前，上海已拥有优良的法治环境和安全环境，构建了高标准、广覆盖、全天候的公共安全体系，成为世界上刑事案件和火灾等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率最低、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孙建平认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清醒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高速度、大规模建设发展后，上海已进入风险凸显期和多发期，城市运行依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严峻挑战。表面之下，深层次的问题更值得及早关注重视。为此，市政协人资环建委今年围绕“完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专题开展深入调研。

除了规划师，也要有“化验师”

“城市运行中最大的风险，就是意识不到风险，即缺乏基于风险的社会共识。”孙建平说，中国城市持续高速发展，不但涌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大型、特大型城市，甚至崛起了几大世界级的城市群，城市发展需要高瞻远瞩的规划师，但当前更需要客观冷静、精确找出城市安全漏洞的“化验师”。

体量巨大的高层建筑防火、超大客流量的轨道交通、危化物品生产存储运输环节等传统风险依然突出；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模式下的新型社会风险亦开始萌生。在孙建平看来，风险社会已降临，但城市管理者们大多未做好心理准备，管理上仍奉行以“事件为中心”的应急模式，造成有时本可“花小钱消险”的工作变成了“花大钱救灾”的事件。另外，社会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风险防控的参与意识不强，也是当下比较突出的问题。

孙建平说，全面提升公众风险意识、全面普及安全知识、人人勇做城市风险的“化验师”，是风险管理的根本基石。

技术、标准和法规存在难题

上海的城市风险面临哪些难题？

市政协人资环建委调研发现，城市主要风险和多险种防灾减灾技术水平仍待进一步提高。比如，上海针对超高层消防技术和装备在研究上多有布局，但尚未形成适合推广的技术体系；再如，与地下空间和地下管网的快速开发建设相比，其风险评估和风险防控的技术相对滞后。部分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偏低，各行业风险监测管理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也增加了城市运行安全管理的难度。例如，同为全球最繁忙、最现代的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用以应对极端天气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与国际发达城市比较存在相当差距，处置突发情况的效率仅为国外先进机场的三分之一。

调研还发现，我国城市风险管控机制尚不完善。城市风险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突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但管理部门依然存在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等问题。比如危险品存储运输，涉及产业政策、土地规划、安全生产、交通管理，只有各管控环节环环相扣，才能排除安全隐患。

此外，在传统领域风险和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型风险叠加的新形势下，政策法规的滞后、脱节情况不容忽视。“共享单车”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相当长时间内共享单车野蛮生长，直到近期相关监管性、限制性政策出台，才令“颜色大战”戛然而止。

城市风险管理体系要多元共治

完善上海城市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孙建平说，关键要从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主导的行政化风险管控体系转型升级为开放性、系统化的多元共治的城市风险管理体系。

“城市风险客观存在、具有不确定性，但可以预测。”孙建平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工作重心需要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向“以风险为中心”，从单纯“事后应急”转向“事前预警、事中防控”。

孙建平认为，需要搭建综合预警平台，加强各行业与政府间的安全数据库建设，形成城市运行风险预警指数实时发布机制。在风险综合预警平台基础上，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跨职能的“互联网+”风险管理大平台，并以平台为核心引导相关职能部门和运营企业进行常态化风险管理工作。

对于“多元共治”中的分工，孙建平认为，政府主导城市风险管理，做好公共安全统筹规划、搭建风险综合管理平台、主动引导舆情等工作，建设风险防控专业人员队伍；运营企业规范行业生产行为，提供专业技术和信息资源，形成均衡的风险分散、分担机制；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和市民群众充分参与，在已有的社区风险评估和社区风险地图绘制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和完善社区风险管理模式，真正实现风险管理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