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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调 | 纽约,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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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伊凡 2017-09-11 10:24:59

 

自杀边缘的人们。

 

 

“I want to kill the god!”

(“我想杀了上帝!”)

 

一声嘶吼透过电话,在深夜的纽约格外刺耳。

 

张斌的工作,从此刻开始。

 

作为NYC wells的接线员,他每天要接十几个类似的电话,来电者的身份形形色色,有白领,也有失业人士;有富商,也有领着政府救济金的黑人;有未成年的高中生,也有经历战争的老兵;有家庭美满的母亲,也有无家可归的矜寡孤独……

 

NYC well是纽约心理健康协会(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NYC)下属的一个热线电话服务部门,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来电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为自杀边缘的求助者提供危机干预。

 

对张斌这样的接线员来说,纽约的繁华与落寞相互割裂。

 

 

 

“useless!”“homeless!”“helpless!”

 

零点。

 

纽约凛冬,古旧地铁空无一人,一阵穿堂风卷起地上半张旧报纸。

 

NYC well里的接线员业务繁忙。

 

“你近期有想过自杀吗?”

“你有自杀的计划吗?”

“你曾经试图伤害自己吗?”

“……”

 

程式化的问题,每个NYC well的员工都必须熟捻于心。他们需要通过这些标准来确定来访者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刚进NYC well的员工会被安排接受培训,新人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根据材料中提供的案例进行练习。这些极端的个案都是发生过的事实,真正的情况更为复杂。

 

两年前,姚森选择到纽约大学学习心理,又因为“想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便到了NYC well。“精神分裂”“习得性无助”等原来只在教材中看到的词转化为活生生的个案。

 

第一天上岗,姚森接了7个电话,而他的上班时间也就7个小时。“因为一开始把握不了时间,会和他们聊很多,一个电话一小时。”他接到第一个自杀电话是来自一个21岁的失业青年,没有工作,不上学,抽着大麻啃着老,“I am useless(我觉得我很没用)。”这样的状态毋宁死。“useless(无用)、homeless(无家可归)和helpless(无助)常是诱发抑郁甚至自杀的原因,很多来电者的问题都离不开这三种类型。”姚森说。

 

“你曾自杀过吗?”“你有自杀计划吗?”第一次接到自杀电话,姚森很紧张,话筒篡得手心出汗,他努力让自己声音保持冷静。首先需要确认这位来电者是否是积极自杀者,“因为有些人是积极自杀者,有些只是被动自杀者,即只是闪过一丝自杀的念头,而前者则已有详细的自杀计划了。”那天晚上,直到确定对方属于后者,安抚好之后姚森才下班。而这只是开始。

 

“接到自杀电话在这里是常态。”张斌和姚森是纽约大学心理系的同学,选择来NYC Well,既是志趣使然也属机缘巧合。他的值班时间是从凌晨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到了晚上依然有很多人打电话,喊着自己难受,想死,说话方式正常人都受不了,我自己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由于NYC Well的热线免费,许多人把它当做免费聊天或咨询。这些频繁来电者(frequent caller)大多孤身一人,没有朋友,他们会打电话过来抱怨周遭一切事物,甚至还有人问他们是否提供经济援助。张斌记得一个频繁来电者一天打四、五回电话。这是一位受癌症折磨的病人,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喊,“I feel helpless. I want to kill the god!(我觉得很无助,我甚至想杀了上帝!)”。而后从交谈中张斌得知,这个想要“杀死上帝”的人的身份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在职中学教师。

 

同样的问题姚森也遇到过许多。“没人关心我的腿伤,没人关心我,大家都只关心钱。”一个五十多岁的退伍老兵在电话里抱怨。姚森接到过老人好几次电话,“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回你的国家?”“你的英语很烂,为什么还在这儿。”脾气暴躁的老人时常恶语相向。

 

“其实有很多人他们白天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有很多家庭美满的,但他们孤身一人时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姚森说。

 

 

 

失业、性骚扰、家暴,但“没人把我的自杀当真”

 

 

 

“我已经吃了血液稀释剂,也不会告诉你我的地址,我拒绝回到医院。”

 

来电者挂断电话,这是张斌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NYC well作为热线电话服务的提供方,有一个任务就是帮来电者联系就近的医院让他们接受医院的心理咨询,并需要跟踪他们的治疗情况。

 

这次的来电者住在新泽西,以前是个罪犯,刑满释放之后赋闲在家。在这次电话之前,他已经打了两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打过来,被送到医院。一个医生跟他聊了30分钟就让他回家了。之后他又打过来,说不希望再去那个医院。”

 

张斌跟踪了几名自杀者的情况,要么是很快又被医院送回家,要么就是在患者等候区等上四、五个小时还没见到医生。就拿美国的军队医疗系统来说,为了到军医院就诊,不少老兵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许多人在等待中自杀身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老兵”组织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一方面,因为医院的急诊也有自己的流程,另一方面,他们只是有自杀倾向,而不是真的自杀了,所以医生觉得只要确定他们当前安然无恙就让他们回家了。”张斌解释。

 

“‘他们不把我的自杀当真’”,许多自杀者都这么说。于是第三次,当这位新泽西人再次来电时,他拒绝提供自己的地址,只在电话中告知自己已经吃了自杀的药物,张斌迅速报了警。但由于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再加上来电者不在纽约,无法再做进一步的跟踪,生死成谜,“你会发现很多人送到医院之后,医院并不会引起重视。这也是我对美国医疗系统很失望的原因。”

 

同样在NYC well工作的沈雪敏也有相似的感受:“申请补助的时间很长,送到医院的时候(患者)通常要等很长时间。”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但得到帮助却越来越难。根据研究数据统计,在声称遭受“严重心理困扰”的美国人中,仍有9.5%的人不具有能够咨询精神科医生或顾问的医疗保险。到2014年,约有10.5%的人延迟得到专业的心理治疗。

 

在这些病患背后暴露的,不仅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低效,还有退伍老兵的安置等社会问题。根据美国安置无家可归人员委员会的统计,目前在美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人员是退伍军人,9·11之后退役的超过一百万人中,有72000多人靠租房度日。根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报告,在2005年有18%从阿富汗回国的士兵和20%从伊拉克回国的士兵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张斌至今还记得一通来自美国犹他州的电话,来电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退伍女兵。自杀前,她所在的救济所里男兵性骚扰女兵现象十分严重,她勇敢地揭露男兵的罪行,反抗的结局便是她被从救济所赶了出来。无助和绝望之下,她拨通了NYC well的电话,“她觉得很不公平,又有身体的疾病,不想活了。”张斌回忆着与女兵的最后一通电话,打电话时,她已吃了自杀的药物。

 

“失业的、无家可归的群体是来电的主体。”沈雪敏说,除此之外,美国青少年也是常来电的群体,根据一项2000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存在足以损害健康的心理问题,其中仅有五分之一收到了及时的治疗。在与其他同事的交谈中,沈雪敏常能听到一些关于家庭矛盾和儿童虐待的案例。

 

“人际关系问题、青少年问题都是我们常遇到的”。工作近一年,姚森就已经接到不少来自高中生的来电,甚至还有自杀电话。曾经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打来电话说自己学业压力大,担心成绩不好让父母失望,甚至想要自杀,“结果这种情绪传染给他朋友了,他朋友也打来电话说自己压力大。”沈雪敏也曾经接到一个小男孩的电话,打电话时他已经吃了自杀药物,沈雪敏只能打给911。

 

“很多时候能做的是只能告诉他们,还有其它选择,但如果他们非要选择结束生命也只能报警了。”工作几个月后,张斌用“麻木”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还发现,有许多人打电话都是抱怨同一件事,很大一部分是家暴,“有些是自己一面抱怨一面又解决不了,有些是区分不清家暴的边界,他们以为只是吵架。”

 

 

“我不是精神疾病,只是压力大”

 

 

“美国人心理疾病问题很大,这不是枪的问题。”当美国弗吉尼亚州WDBJ7电台两名记者遭枪杀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根据一项全美调查研究显示,在美国有3.4%的人口正遭受“严重心理困扰”。也就是说,有超过830万的美国成年人有心理健康问题。人数在增加,但那些“严重心理困扰”的人获得的心理健康服务却比之前少,差距越来越大。那个在电话那头绝望地抱怨“没人关心我,大家只关心钱”的白人老兵以及“拒绝回到医院”的新泽西人在美国并非孤例。

 

“经济衰退似乎把精神病患者推到了他们永远无法恢复的境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发现,获得收入并维持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对于男人来说。”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研究主管、首席研究院维斯曼曾在一次报道中表示。精神疾病患者获得及时治疗越来越困难的另一潜在原因也跟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相关。

 

不论是张斌还是沈雪敏,亦或是已经在NYC well工作多年的同事都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人们对精神疾病、心理疾病仍然有抵触和污名化的情绪。许多心理疾病患者由于自我污名化的影响不愿寻求治疗。在芬兰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真正向专业心理治疗机构求助的抑郁症患者只占抑郁症患者总数的34%。“我们有一个常规问题是问来访者之前是否进行过心理咨询,问到这儿很多人都会生气,他们觉得去做心理咨询就是有精神病,不太好。或者是这些精神疾病患者周围的人都会远离他们。”这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除了自我污名化外,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社会区隔。张斌记得他有一次接到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电话,抱怨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躲着自己。

 

“很多人会用‘疯子’这种字眼去形容精神病患者。一些人甚至把压力和焦虑视为正常。当你告知他们问题很严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时,他们会很排斥说,‘我只是焦虑,并没有疯。’”沈雪敏说。例如许多美国老兵都拒绝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事实,他们认为这有损颜面。“我丈夫甚至认为,就医意味着他一切都结束了。”一位自杀老兵的妻子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有时候还是能够通过和我的聊天把一些来电者从自杀边缘拉回来,这是这个工作的意义之一。”姚森说,令他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是,三个月后,那个曾经批评过他的英文,让他“滚回中国”的老兵终于对他说,“嘿,你英语变好了。”

 

“作为留学生群体很难接触到这么真实和负面的东西,纽约生活很浮躁,没钱、没住处的人精神状态不受关注,而真正愿意为他们无偿提供帮助的人,工资也很低,每个人都有伤口。”张斌已在NYC well工作10个月,夜班很累,每天都是挑战。

 

由于每天要面对频繁来电者和自杀者的电话,沈雪敏定期都会去看心理医生,调整自己的情绪,再接着回去工作,“就算自己能力有限,但能在他人面对危机或困难时给予帮助和鼓励,这是工作的动力。现在社会这样的东西很缺乏,所以更想能把这种温暖传播出去”。

 

华尔街上的铜牛旁,人们争先恐后上前合照,试图沾得财运。拿着星巴克走路生风的白领出入高大的办公楼,地铁里流浪汉背着自己拼凑的各种乐器舞蹈,试图赚得几美分的饭钱。

 

电话响了。

 

张斌接通电话:“您好,这里是NYC well,有什么可以帮您?”

 

 

文/陈伊凡

插画/央央

 

栏目主编: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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