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屡次经历无人机“黑飞”干扰后，监管部门终于祭出重拳。

国家民航局日前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明确自6月1日起，民用无人机的拥有者须按要求进行实名网络登记，同时将建立无人机登记数据共享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实时交联、发布民用机场保护范围数据等。上海等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亦明确，未来将加强对违规无人机的技术反制措施，以最大限度杜绝“黑飞”乱象。

对无人机这个热得发烫的新事物，新规不可谓不严，但来得多少有些被动。此前，成都双流、重庆江北、昆明长水等地机场数次遭遇无人机干扰，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其中，成都双流机场在17天内连续发生9起无人机“黑飞”扰航事件，即便公安部门公开发声严查，“黑飞”势头也未能遏制。

同类问题在短时间内反复重演，除了引发公愤，令公众颇感诧异。早在4月中旬，质疑声就已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对小小一架无人机，难道就拿不出有效办法，只能任其为所欲为？

显然，监管部门并非无所作为，法律规范亦不能称作缺位，但同这门新技术的“迭代”速度相比，法律和监管仍然慢了一大拍——这种“迭代”，既包括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升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同监管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亦包括社会对其使用方式的不断变化。

针对无人机管理，国内有《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等多项法律可以适用，但具体的监管手段却相对稀松，使得现实中的使用者常能绕开法律规范，或是即便违法，也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同时，任何技术本身都具有两面性，一旦使用不当，就会显现“负的外部性”。无人机的“负外部性”，此前亦未得到充分预估。人们很容易看到它带来的便利一面，但未必从一开始就预见到其潜在的失当风险。而当“黑飞”事件愈演愈烈时，这种“负外部性”集中爆发，就可能让人措手不及。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无人机“黑飞”堪称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典型。新技术还会源源不断涌现，并对经济社会带来深刻改变，人们乐见其带来的正效应，亦需要提防可能出现的负作用，并且以巧妙而有效的手段控制这种负作用——既不令它突破规范为所欲为，也不能因噎废食、一禁了之。这种更高明的监管，这考验的就是一个社会的风险处理能力。

对于风险，人们曾经习惯于事后强力补救，但显然，今天仅有事后补救已经完全不足以充分应对风险，甚至会陷入越补救越被动的局面——如前所述，新技术在各个层面上的“迭代更新”，往往都超出社会常规预见。作为监管者，必须培养充分的预估和防范能力，尤其是树立起前瞻意识。换言之，监管者需要掌握充分的技术能力，对问题的预判和熟悉程度需要明显超过社会常规。

这个考验不小，但在技术日趋发达的时代，监管者必须跟上技术脚步。而更基础的方面是，原先存留于内部治理层面的漏洞，比如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不力、以及既有法律法规措施的刚性不足、执法力度不严等，需要尽快予以填补。

毕竟，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从不停歇，而正在奋力追赶、力图跳出“跟跑”状态的监管方，首先不能自乱阵脚，也不应该因为内部因素拖了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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