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以来，法官、检察官不仅工作拼，作风更加务实，信息公开更是成为表率。”今天，市人大代表在分组审议时，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表示满意。他们说，“两院”去年积极探索司法改革，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积极服务上海改革发展大局，面对繁重的任务，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不少代表还纷纷为“两院”破解“案多人少”、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建言献策。

如果案件都不立，谈何司法公信力？

“过去我们审议‘两院’报告，法院立案难是一大问题。今年的报告中我们惊喜地看到这一问题一定程度解决。”不少代表注意到，去年上海完善立案登记制，全市法院当场立案率为99.3%，位列全国第一。

“过去立案受考核影响，这样的观念落后。司法公正，案都立不上，谈何公正？”代表们认为，即使结案率下降，也要纠正原有观念，这样务实的态度值得点赞。

对于去年上海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少代表都表示认同。牟振英代表提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案件往往跨行政区划，上海已经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也在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审理。李韶平代表建议，当前案件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如涉及网络、知识产权的犯罪，手段复杂专业，应加强对法官、检察官的相关专业培训：“法院、检察院应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加强互动，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和司法公信力。”

“司法改革成效卓著，司法公信力大大提升。”在黄永锡代表看来，司法公信力有明显改善，但尚未根本性改观：“很多老百姓碰到一般案件，首先想到的还是找人打探消息，甚至通过不合法中介机构私下解决。”他希望今年两院坚持加强司法公开：“公开的深度范围都会让人感受到。”俞光耀代表则表示，司法改革要让人民有获得感，亲身感受到司法的进步，就要妥善解决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纠纷等与民生相关的案例。陈靖代表建议，对涉众型重大案件，公检法部门要加强联动和机制创新，加快案件办理速度，在案件审理及善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做好行政与司法的结合，尽可能保护受害人利益。

信息技术助推司法公开，“大数据”更应互动

“有人说经济和司法没有关系，实际上两个领域越来越相互倚重支撑。”平瑛代表对于上海法院、检察院的信息公开印象深刻：“很多部门的数据是割裂的，法院、检察院起到了表率。应该把信息系统科学地运用起来。”

对此牟振英代表颇有感受：如今企业招标，需要我们逐一查询投标企业的违法记录情况。司法信息公开，这些企业都会自己准备好所有材料：“社会的法治意识、司法信息越来越多地用于经济生活。”

俞光耀代表认为，随着上海改革开放发展和司法改革深化，需要社会各方面努力。要打造全球卓越城市，法治很重要，法院、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将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引入到办案过程中，以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办案的精、准、稳：“法治建设要向社会各角度延伸，两院与企业间可建立更完善的沟通渠道，使企业在出现问题前就做好预防。”

施健代表则建议，“两院”报告中提及一些较有影响力案件，希望在人代会前通过一定形式向代表进行案情说明，让代表更好地了解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检察院查案办案、诉讼监督的工作成效。

十年报告都提“案多人少”，难点如何突破？

“我注意了一下，过去近十年的‘两院’报告里，几乎都提到了‘案多人少’的问题。”不少代表直言，去年上海法院法官人均办案已达228件。“随着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刘正东代表建议，要研究法官助理制度改革，建立法官助理合同制，并有考核和退出机制。”一些代表认为，上海应该进一步落实员额制，提高司法辅助人员比例：“上海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是1：1.7，但一些发达国家超过1：5，差距很明显。一个法官有一定比例的助手后，可以更加专注于案件质量。”

许利代表在报告中读到，去年上海案件的诉前调解成功率达到38%：“这是个好现象。应加强人民调解员制度建设，有官司未必到法院。”张雅玉代表也建议，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定程度能解决“两院”工作中“案多人少”的问题。

周艳芳代表建议，按照发展规律，经济增长伴随犯罪率增加，应该通过预防违法犯罪工作，从源头降低“两院”工作强度。李颖代表认为，老百姓现在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维权意识增强不等于法律意识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例子。平瑛代表建议中小学增加法律规范的教育内容：“过去的法制教育太空洞抽象，可以通过案例给予更加具体的教育，既养成规则意识，也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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