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黄玉峰从松江二中调到复旦附中任教。那一年，他40岁。此后30年，他一直居住在教师公寓。

从复旦附中宿舍，到凉城新村，再到复旦大学第十宿舍，直到55岁搬进兰花教师公寓，黄玉峰的一次次搬家，不仅见证了教师公寓的变迁，也见证了教师待遇的改善与城市建设的发展。

复旦附中宿舍

30年前，黄玉峰从松江来到复旦附中，立刻面临两难选择：

如果居住在位于闸北区的父母家，到复旦附中需要乘47路公交车，单程半个多小时；如果住在复旦附中宿舍，可以省却来回挤公交车之苦。但夫妇俩带着4岁的儿子，住集体宿舍毕竟多有不便。

黄玉峰最后还是决定全家住宿舍，因为这样“可以和学生接触多一些，教学生的时间也能长一些”。

复旦附中的宿舍颇有来头。

上世纪上三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江湾地区曾经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此建造了一大片兵营。这些日式军营是用泥巴和砖瓦砌筑而成的，根据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睡的床是榻榻米(即席地而卧)，因此室内地面是木地板并加油漆，非常光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当年秋季，复旦重庆校区学生悉数回沪，上海的校舍不敷使用。由于日本投降，留下许多地产，于是经上海敌产管理委员会奚玉书校友从中协助，复旦大学得以接收了日本振兴产业株式会社房屋及兵营共8处54幢。

复旦附中宿舍正是由日本兵营改建而成的筒子楼。整个建筑呈U字形，大部分是学生宿舍，一小部分为教师宿舍。所有房间都没有厨房设备，卫生设备则为公用。

黄玉峰一家三口栖身在一间8平方米的宿舍内，除了放下一张床，几乎转身都难。然而，对于一个踌躇满志、决心为教育事业大干一番的人来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黄玉峰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才关上办公室最后一盏灯，穿过国权路，回到宿舍就寝。他给自己的蜗居起了个美名：“爱满斋”，还在墙上挂了亲笔写的4个大字“爱满天下”。这幅字后来跟着他，一直挂在墙上。

凉城新村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高校校舍的扩建改造，也不例外。

1988年，黄玉峰分到了一套虹口区凉城新村的新房，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窝。

凉城新村地处江湾镇西南，因有一条新辟的凉城路纵贯新村南北，故而得名。凉城新村东南小区位于汶水东路以北，车站南路以南，原来以农业为主，统一征地后，复旦大学于1987年～1992年间先后在此建造教工宿舍，连同菜场等配套设施，共计建筑面积6.88余万平方米。

按照工龄、年龄和所做的贡献等排名，黄玉峰是第一批分到房子的。新房为一室一厅，建筑面积40平方米。卧室14平方米，摆家具的时候，一张床怎么也放不进去，最后不得不敲掉了墙上的一排砖，才勉强放下。卫生间也很小，没有洗浴设备，一家人常常到水电路上一家工厂的浴室去蹭澡。

当时，他为自己的小屋取名为“火静斋”，是从《文心雕龙》中来的：“水停以鉴，火静则朗。”

据黄玉峰回忆，1989年的一天，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封反映“用气难”的信，写信者是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信中反映复旦大学一批教授分到凉城新村的新房，因为没有煤气，只好把煤球炉也带进了新居，一日三餐烧饭，煤球炉让居民小区变得乌烟瘴气。没过多久，他们的新房终于用上了液化瓶煤气。又过了一年左右，他们才正式用上管道煤气。

因为离复旦附中远了，黄玉峰每天改骑自行车上班，单程需要25分钟。伴着“咔嚓、咔嚓”的节律，不紧不慢，倒也优哉游哉。他记得有一年下大雪，在凉城新村门口的小学生们没有等到接他们的校车，于是他领着孩子们一路走到复旦小学，大约走了40分钟。

黄玉峰在凉城新村居住了9年，期间这里最出名的大事，就是作家戴厚英被害案。

戴厚英住在凉城新村第七宿舍，黄玉峰住的是第六宿舍。从1993年开始，黄玉峰经常请作家、学者、科学家来给自己的学生开讲座，其中就有戴厚英。

他们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96年6月29日，离戴厚英被害不到两个月。戴厚英的一位朋友给她画了一张木刻肖像，托黄玉峰帮忙配个镜框，镜框配好了，就直接给戴厚英送了去。这天他们在路上偶遇，戴厚英就急着把钱还给黄玉峰，两人还聊了很久。

8月25日，惊闻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家里被害，黄玉峰怎么也不敢相信。原来，凶手是戴厚英曾经接济过的一个年轻人，潜入她家偷窃，被发现后竟残忍地杀了她们。

“听说戴厚英是买菜回来恰好遇到凶手的，但她没有喊‘救命’，而是一个劲地规劝对方‘你不要这样’‘你会后悔的’，她还是想感化他，为唤醒他的良知作最后的努力。”20年前的往事，黄玉峰依然十分感慨。

复旦大学宿舍

1997年，黄玉峰又得到了一次分房的机会。这次，他搬到了复旦大学第十宿舍。

政肃路45号，两室一厅，建筑面积增加到了60平方米。“终于有了两间朝南的卧室，虽然都很小，也就十一二平方米，但是已经上高中的儿子也可以有一间自己的卧室了。”

这一回，黄玉峰上班更方便了，只需步行七八分钟；而且，正如他所说，他这“半个复旦人”，沾了更多复旦的光。

复旦大学宿舍，承载着复旦人特有的历史印记。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在上海江湾地区先后有12个宿舍，均以“复旦大学第一宿舍”至“复旦大学第十二宿舍”的文字挂牌在各宿舍大门。木牌长约1.2米，宽20厘米，白底黑字。

这些宿舍有的其实还有别名。比如，第一宿舍原来叫“庐山村”，第二宿舍叫“徐汇村”，第三宿舍叫“德庄”，第四宿舍叫“嘉陵村”，第五宿舍叫“筑庄”，第六宿舍叫“淞庄”，第七宿舍叫“渝庄”。

这些“村庄”与复旦大学的发展和迁徙关系密切，俨然是一部活的校史教材。比如，“徐汇村”，是因为复旦大学的诞生地是在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天主教堂附近的天文台旧房子里；“庐山村”，是为纪念当年复旦大学在抗战爆发后西迁，曾在江西庐山作短暂休整；“嘉陵村”和“渝庄”，则是因为抗战期间复旦大学西迁最终落脚地在四川省重庆嘉陵江畔北碚的夏坝，复旦师生坚持在陋棚简屋中开展教学、科研，历时8个年头，因此回沪后分别以“嘉陵村”、“渝庄”命名宿舍。

住在复旦大学第十宿舍，黄玉峰认识了更多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受到他们的激励，他的语文教学改革也更加大刀阔斧。他被称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于是他把自己的居室取名为“逆斋”。

兰花教师公寓

2000年，位于杨浦区安波路上的兰花教师公寓正式建成。其中的居民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的教职员工。

最后一次分房，黄玉峰排在复旦大学第8号。也就是说，他可以挑房型最好、楼层最好的房子。但是，他偏偏挑了底层102室。黄玉峰回忆说，之所以挑底层，是因为有个小院子，而且也方便以后老人来住。

走进兰花教师公寓的大门，整个小区安静宜人。黄玉峰家所在的这幢楼处于小区的正中位置，前面是一块大草坪，有半个足球场大，从房间望出去，视野极佳。房子的建筑面积为91.5平方米，三室一厅，附带的小院子有20多平方米。

2000年6月1日，是正式搬家的日子。

黄玉峰的邻居中不乏名师大家，比如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王雷泉教授住在3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住在4楼。一搬完家，邻居们就开了个会，一致决定要让这幢楼散发出书香的味道。

大家一起行动，有写书法的，有画国画的，还有的把警句格言抄录下来，挂在每一层楼的墙上。黄玉峰特地写下了　《居民文明三字经》：“辞旧里，喜乔迁。家家乐，户户唱。新居美，要珍惜。好环境，植花木。讲卫生，空气清。友邻里，胜亲戚……”一直挂在一楼最醒目的位置。

黄玉峰给自家的小院子起了个名字，叫“和园”，还请老前辈喻蘅先生为“和园”题了字。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橘树，每年橘子挂满枝头的时候，他就会把班里的学生们都叫来小聚，赏橘，摘橘，一起在树下背诵屈原的《橘颂》。

他有一个梦想，希望学生们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大学者、大师级的人物，到那时，大家再一起相聚在“和园”。

　　黄玉峰，语文特级教师，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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