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往事，往往是记忆中最深刻、最清晰的片段。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儿时的记忆。故事，还是从1962年夏天说起吧。

那年7月，刚刚7岁的我随母亲从南京返闽，途经上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上海。到达后，妈妈在老火车站前，给我买了个“光明牌”雪糕。我刚高兴地咬上一口，突然冲上一群蓬头垢面的“小阿飞”一把夺去我的雪糕。他们与我年纪相仿，赤裸上身，穿着一式一样的暗红色小短裤。我眼睁睁看着心爱的雪糕被抢走，放声大哭。那年正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妈妈告诉我：“他们没有饭吃，饿极了。”我忍住了哭。动荡的岁月里，一个穿着连衣裙、刚刚遭到“抢劫”、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惊魂未定地大睁着双眼，好奇地望着眼前的“花花世界”。一切是那么新奇，上海老火车站（那时叫“北站”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光明雪糕

阳春面

初到上海，觉得这座城市与火药味十足的海防前线真有天壤之别，即使在那个年代，霓虹灯也没有熄灭妩媚的夜眼。在老火车站附近，妈妈领我走进一家面馆。服务员身穿白色餐饮业工作服，笑容可掬。那时，前线军官的待遇较好，尤其粮票较多。在缺吃少粮的年代，妈妈拿出全国通用粮票，服务员立刻笑脸相迎。我们母女要了阳春面，又要了一份红烧鱼。不知是太饿了，还是因为太好吃了，我吃得太急，被鱼刺卡住了喉咙，痛得说不出话，只会掉眼泪，妈妈急得不知所措。那位和蔼可亲的服务员，拿来一小碟醋，嘱我一点点地慢慢吞咽，让醋软化鱼刺。接着他又端来一碗白米饭，让我大口吞咽。就这样，鱼刺被吞进了肚里，我的喉咙获得了解放。离开面馆时妈妈再三再四地向服务员道谢，我也无比感激地望着这位中年男子。上海男人的耐心细致、温和友善，从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初春，作者( 右)和妹妹弟弟合影于上海，依稀可见半年前在上海烫的刘海痕迹（作者供图）

讲起上海服务业曾经的招牌式微笑，久久不能忘怀。这种微笑似乎早已注入我年幼时的生命记忆。还是那年7月，妈妈为了烫头发，带我走进南京路的一家大理发店。相隔几十年，记不清这家理发店的具体位置了，只记得理发店很大，很明亮，理发、烫发的人不少。理发员也是中年男子，同样具有和蔼可亲的微笑。那时烫发都是“火烫”，用“火夹”卷着头发，吊在电罩下用电烫。那些烫发设备让我这个外地小姑娘开了眼界。理发员招呼妈妈落座，让我坐在一旁的长椅上看小人书等待。他一边与妈妈聊天，一边熟练地为妈妈卷发。当妈妈的发卷一一上了“火夹”，理发员发现还有两个空余的火夹剩着没用，于是他和妈妈商量：“把侬小囡烫个漂亮刘海，好勿啦？” 妈妈欣然同意，于是我被请到妈妈的身后，加一把椅子，坐在多余的火夹下面。

理发员笑着对我说：“勿要吓，勿要动哦！烫好就漂亮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烫头发，紧张极了。坐在妈妈身后不能乱动，看不成小人书。只见妈妈头顶上一圈通红的火夹，电热温度烤得我很不舒服。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比妈妈提前从电罩下解放了出来。理发员先是给我照镜子，为我梳好头。然后他关掉妈妈头上的火罩、卸下火夹，为妈妈做头发。那时能在南京路的大理发店里工作，都是有手艺的老师傅，烫发的时间、温度、烫发剂的比例、做头发的手式……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是很讲究的。这个“第一次”经历在我回到福州上小学后，被小伙伴们羡慕了好久。

1962年夏作者（右）与堂姐合影于南京玄武湖。之后，就穿着这身连衣裙从南京去了上海（作者供图）

第二年初春，福建前线的“战备令”解除后，我又随父母去苏北老家，接回留在奶奶家的妹妹弟弟，返程时再次途经上海。重返大上海，真是一件开心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上海总是那么迷人，那么稀奇新鲜。    

父亲几次带我们小姐妹俩去“大世界”玩耍，看电影、看杂技、看魔术……我们最爱看的是“哈哈镜”，看一次不够，看两次不够，总缠着爸爸要再看。见到哈哈镜里一会儿变高、一会儿变矮，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的自己，小姐妹俩就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挪不动步子。嗳，那个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大世界”的哈哈镜给了我们多少欢乐！每次回到饭店，我和妹妹就跑到大衣橱前，对着衣橱上的大镜子照来照去，做各种鬼脸，希望找到在“大世界”哈哈镜的那种感觉。有一天玩捉迷藏，妹妹躲在大衣橱斜对面、爸爸那件挂在衣架上的军呢大衣里面，不肯出来。我发现了她，去拽她。两个孩子拉拉扯扯，不小心拉倒了衣架，军呢大衣落了下来，但衣架却冲着衣橱砸去，打碎了大衣镜。我和妹妹知道闯祸了，吓得不敢动，一下子老实了。爸爸带我们去向饭店管理员认错、道歉，赔偿了“损失费”。整整一天，我们姐妹俩沮丧极了。直到第二天妈妈带我们去南京东路“一百”买玩具，才忘了前一天的事，心情好起来，欢蹦乱跳地跟着妈妈，跑前跑后。

那时候市百一店是全国顾客向往的购物胜地

有王丹凤做封面的1960年代《上海电影》

1962版的一毛钱

“市百一店”位于南京东路、西藏中路东北角，在童年的记忆中，那时除了“国际饭店”使我感到顶天立地，就是“市百一店”高大无比，令我伸长脖子仰望。走进这座百货大楼，“花花世界”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勾着我们小姐妹“贪婪”的双眸。在楼上的玩具柜前，妈妈对我们说：每人可以挑选一件自己喜爱的玩具。我和妹妹足足围着柜台走了几圈，趴在玻璃柜前，两眼不眨地盯着各种玩具，样样都喜欢，举棋不定。妈妈又说：“上海的好东西很多，但我们不能都买回家。你们只能各选一样。”最后，我和妹妹都选了“新疆姑娘”。那个大娃娃梳着许多小辫子，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小马夹，脚上套着白袜子和红皮鞋，头戴小方帽，帽上镶嵌着“珠宝”。娃娃身上的所有穿戴都能脱卸，非常可爱。就像如今的小女孩都喜欢“芭比娃娃”那样，我也想要这个娃娃，但被妈妈劝阻了：“留给妹妹吧。你上学了，应该买个能动脑筋、对学习有用的玩具。”在妈妈的帮助下，我挑选了一套拼装玩具——用配套的小扳手和螺钉螺帽，可以把红红绿绿的各种铁条、铁片组装成汽车、坦克、轮船、房子等，由一个漂亮的大盒子装满“建筑材料”的智力玩具。

就这样，我们带着各自的玩具，离开了大上海。这两件玩具一直伴随我们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此再没给我们买过其它像样的玩具。妹妹上学后，妈妈给我们的礼物几乎都是小人书，长大些就买各种故事书、科普读物。有趣的是，无论是小人书，还是科普读物，直至后来买的《十万个为什么》，妈妈总是买上海出版的读物，她几乎只认“上海制造”，我们也就成了“上海牌”粉丝。

到大世界照一次哈哈镜

儿时对上海的记忆是那样清晰，那样美好。古朴的老火车站，温馨的理发店；巍巍屹立的“大世界”，流光溢彩的街灯；那栉次鳞比的商店，温暖人心的微笑；那悠悠的黄浦江和江边的海关大钟，江面上发出“呜——呜——”长鸣的行船……在我童年的梦里无数次出现，成为我后来安身立命的追逐方向。仿佛是命运安排，长大后我果然落户上海。

1995年的夏天，我去淮海路上的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办事，巴西领事馆的一位女官员赠送我一本《巴西诗选》，那里面有一首巴西诗人卡希米罗·德·阿博雷乌写的诗歌《我八岁时》，我很喜欢这首诗，经常念给自己听。这首诗的译文是那样的美，让我想起童年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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